一、引言：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命题转换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神经，也是各项政策落地生根的关键环节。随着社会治理重心持续下移，基层承载的功能早已超出传统行政管理的范畴，逐步演变为利益协调、公共服务、风险防控与群众动员的复合场域。然而在实践运行中，"权小责大""人少事多""痕迹导向"等结构性张力日益凸显，制约着基层治理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治理"的跃升。如何从制度逻辑与技术路径的双重维度破解上述梗阻，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正视的核心命题。
二、现实梗阻：基层治理运行中的多重张力
其一，权责配置失衡，属地管理陷入"兜底困局"。属地管理作为责任追究的简化逻辑，在实际运行中呈现出"权力上收、责任下放"的逆向形态。行政执法、环保督查、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任务以"属地责任"的名义层层分解至镇街层面，而相应的审批权限、执法资源与专业支持却未能同步下沉。基层干部往往面临"看得见管不着、管得着担不起"的两难处境，最终以"兜底者"身份承担大量本应由上级职能部门化解的治理风险，导致事务边界模糊与责任无限放大的恶性循环。
其二，形式主义顽疾尚未根除，基层精力被大量空耗。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为基层减负，但各类督查检查、考核评比、台账留痕仍有待系统纠治。部分地方将"开会部署"等同于"落实推进"，将"发文数量"视作"工作力度"，导致基层干部深陷文山会海之中。更值得警惕的是"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各类政务应用程序要求基层人员在限定时间内打卡签到、转发点赞、填报记录，使得数据"好看"但治理实效不彰。这种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的考核导向，消解了基层干部深入群众的时间精力与内生动力。
其三，技术赋能与基层负担之间存在"悖论效应"。数字治理本应是提升基层效率的工具，但在实践中却常常演变为新的负担来源。多头建设的信息系统互不兼容，数据孤岛与重复采集并存；网格化管理在精细化的名义下不断拓展上报事项，而系统后台的智能研判与联动处置能力却明显滞后。基层人员"千条线穿一根针"，不得不将大量精力用于应付系统填报，技术工具由"赋能之手"异化为"考核之鞭"，数字红利被制度摩擦所抵减。
其四，自治空间被行政任务挤压，居民参与呈现"弱参与"态势。居（村）委会本应承担基层群众自治功能，但在行政事务持续下沉中逐渐出现"行政化"倾向，自治职能被压缩至边缘。社区工作者的大部分时间被行政指令任务占据，组织居民议事协商、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动员志愿力量等核心工作反而被搁置。与此同时，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偏低，多数参与停留在"被动员式"的文体活动或选举投票层面，尚未形成以利益联结和情感认同为基础的深度参与格局。
三、改进方向：从结构调适到效能转化
第一，厘清权责边界，构建"权随事转、费随事走"的制度闭环。破解基层权责失衡的关键在于以清单管理规范行政权力与责任的纵向配置。应系统梳理属地管理事项，对确需下放的事务同步匹配执法权限、专业指导与经费保障，严禁以"责任状"方式将风险无条件转嫁给基层。在纵向关系中，上级部门应承担监管责任而非"一票否决"式的考核连坐；在横向协调中，可探索"吹哨报到""接诉即办"等机制创新，使基层发现问题时有渠道调动各方资源，从而真正实现权责对等、运行顺畅。
第二，深化考核评价体系改革，从"痕迹管理"转向"实绩导向"。基层减负不仅需要总量的压缩，更需要机制的重构。应大幅压缩面向基层的综合考核事项，合并重复检查，清理无实际效用的工作留痕；在评价维度上，降低台账报表等过程性指标权重，将群众满意度、问题解决率、服务响应速度等结果性指标置于核心位置。同时畅通基层干部向上反映问题的通道，将减负实效纳入作风建设评估体系，防止以形式主义整治形式主义。
第三，推动数字治理从"重建轻用"走向"场景深耕"。数字技术融入基层治理的路径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调整。首先，整合各类信息系统，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复用，减少重复录入；其次，开发问题的智能预警与分流处置功能，使数据采集能够直接转化为治理行动，而非止步于轨迹呈现；再次，在推进技术应用时充分考量基层使用者的真实需求与操作成本，避免将数字化指标层层加码。技术的最终判据是基层减负增效的客观实感，而非系统后台的活跃数据。
第四，激活社会协同力量，推动治理主体从"单一行政"走向"一核多元"。基层治理不能仅仅依靠行政体系的力量投射，更需积极培育社会自治生态。应健全党建引领下的社区议事协商机制，将涉及居民利益的公共事务纳入民主决策程序；通过项目资助、公益创投等方式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引导专业社工机构嵌入社区服务；完善志愿者激励保障制度，让居民在参与中形成认同、在服务中增进联结。只有行政力量与内生力量形成共振，基层治理才能获得可持续的动力源泉。
第五，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以能力提升对冲环境复杂。治理重心的下移意味着对基层干部综合素质的要求显著提高。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基层干部在群众工作方法、突发公共事件处置、数字化工具运用等方面的能力培训；完善职务晋升与薪酬待遇向一线倾斜的激励机制，拓展基层干部的成长通道；同时通过选派优秀年轻干部下沉挂职、轮岗交流等制度安排，为基层持续注入新鲜血液，使基层真正成为培养治理人才的重要平台。
四、结语
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既不是自上而下单方面推动的制度移植，也不是仅靠基层自身勉力支撑的权宜之策。它要求我们在顶层设计中正视基层运行的现实逻辑，在制度供给上回应基层工作的真实需求，在技术运用中尊重基层实践的规律特征。破解权责失衡、克服形式主义、重塑治理共同体，最终指向的是从"管治逻辑"向"服务逻辑"、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的深层转型。唯有如此，基层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稳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