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国有企业既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场域。宣传思想工作作为国企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承担着理论武装、思想凝聚与文化塑造的多重功能。然而，在媒体格局深刻变革、职工价值观念日趋多元的当下，传统宣传范式正面临“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实效性危机。以德育人这一命题的提出，并非是对既有宣传话语的简单置换，而是要求国企宣传思想工作从价值高度重新审视自身的逻辑起点与实践指向。本文试图在德育视角下，对当前国企宣传思想工作的现实状况进行系统检视，剖析其结构性张力，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可能的优化路径。

一、德育与宣传的内在同构性及其在国企语境中的特殊意涵

德育的核心要义在于以价值引导人、以品格塑造人、以行动感召人，其本质是“成人之教”。宣传思想工作虽然是政治动员与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但其深层追求同样指向人的思想境界的升华与价值认同的建构。两者在目标维度上的高度一致性，构成了以德育人融入国企宣传工作的理论前提。

国企语境赋予了这种同构性以独特的制度内涵。国有企业兼具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双重属性，其职工不仅是生产要素的载体，更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国企的宣传思想工作不能停留在“上传下达”的政策宣讲层面，而应当承担起培育具有集体意识、责任担当与职业伦理的现代企业公民的使命。换言之，以德育人视角下的国企宣传，要求将抽象的政治话语转化为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价值引导体系，使职工在认同企业目标的同时，完成自我价值的道德确证。

二、现状审视：取向偏差与结构性困境

尽管各级国企在宣传思想工作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但从德育实效的角度加以审视，仍能清晰地辨识出若干深层问题。这些问题并非零散的实践疏漏，而是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特征。

首先，内容生产上的“政治符号化”倾向削弱了价值涵养功能。部分企业的宣传材料高度依赖文件话语的复述，习惯于使用宏大的政治表述和密集的排比句式，却缺乏与职工个体生命经验的有效接榫。这种宣传虽然在形式上保持了政治正确性，却在实质上剥除了德育所必需的个体关怀维度，导致职工在认知层面“知道”而在情感层面“无感”。

其次，传播方式上的单向灌输逻辑制约了主体的能动性。传统宣传模式暗含“传者中心”的假设，即认为信息经由权威渠道发布后，受众便会自然而然地完成接受与认同。然而，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职工群体，其信息获取习惯和思想形成机制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们更倾向于在平等对话、互动参与中完成价值观的内化，而非被动接受自上而下的训导。单向灌输在实践中常常遭遇“文本空转”的困境——宣传内容按时发布、按时存档，却未能真正进入职工的思想世界。

再次，评价机制上的形式化倾向导致“留痕”代替“走心”。许多国企将宣传工作的考核指标简化为发稿数量、活动场次、媒体报道频次等显性数据，而对职工思想状态的实际变化缺乏有效的测量手段。为了在考核中获得可观的数据呈现，基层宣传工作者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投放于“材料包装”而非“人心经营”。这种重留痕、轻实效的评价导向，与德育所主张的长期性、内隐性、渐进性原则形成明显的逻辑冲突。

最后，队伍建设上的专业短板制约了德育效能的释放。国企宣传干部多由行政或党务系统转岗而来，具备较强的政治素养，但往往缺乏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系统训练。面对职工日益复杂的心理诉求和思想困惑，部分宣传工作者往往有心无力，只能用“老办法应对新问题”。德育方法的缺失，使得宣传思想工作难以在微观层面实现精准发力。

三、深层归因：价值逻辑与治理逻辑的错位

上述困境的成因不能简单归咎于基层执行不力，而需从更宏观的维度加以把握。其根本症结在于国企治理体系中对“效率—控制”逻辑的过度倚重，抑制了德育所必需的“理解—对话”逻辑的生长空间。

在国企的科层化管理框架中，宣传思想工作往往被纳入“维稳”和“管控”的功能范畴，其核心关切是防范思想风险、确保队伍稳定。这种治理取向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合理性，但过度强化则会压缩德育的空间——德育要求尊重人的主体性、涵养人的批判性思维，而管控导向则倾向于规避不确定性、压制差异化表达。两者之间的张力，使得不少国企宣传思想工作在“不出事”的底线思维中趋于保守，失去了德育应有的精神活力。

同时，市场化的业绩压力也在客观上挤压了宣传思想工作的资源空间。在经营指标层层分解的考核体系下，生产经营部门拥有压倒性的话语权，而宣传思想工作因其成效难以量化常常被边缘化。这种资源分配格局，使得宣传思想工作即便在理念上确立了以德育人的方向，也难以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制度支撑与人力资源保障。

四、路径重构：从工具性宣传到涵育性德育的范式转换

破解上述困境，亟需国企宣传思想工作完成从“工具性宣传”到“涵育性德育”的范式转换。这一转换包含三个递进层次的重构。

在话语层面，需推动政治话语向生活话语的有机转化。以德育人要求宣传内容必须与职工的日常经验建立可感连接。这意味着宣传工作者要在吃透政治精神的前提下，用职工熟悉的语言、身边的案例、切身的关切来重新编码信息，使价值引导不再是悬浮于生活之上的抽象说教，而是内嵌于个体生活史的意义生成过程。典型人物的报道不应止于“高大全”的形象塑造，更要挖掘其在平凡岗位上做出道德抉择的心理动因与情感逻辑，让榜样成为可亲近、可效仿的存在。

在方法层面，需从单向传播转向双向对话的互动模式。企业应搭建更多能够让职工参与表达的制度化平台，如主题论坛、青年沙龙、基层宣讲、民主恳谈等，使宣传教育成为干部职工共同参与的意义协商过程。对话的前提是倾听，只有先理解职工的真实困惑与价值诉求，宣传工作才能精准回应其精神需求。对于职工中存在的模糊认识和不同看法，不应简单采取“堵”的方式，而要在充分的沟通交流中实现价值引领。

在机制层面，需构建与德育规律相匹配的评价体系。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考核，应跳出“以量取胜”的惯性思维，更多关注职工的认知认同度、情感共鸣度与行为转化度。可以通过定期开展职工思想状况调研、建立思想政治工作效果评估指标、引入第三方评估等方式，逐步形成以“人”的变化为核心的评价维度。同时，要提升宣传干部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在人才选拔和培训中纳入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知识，使其具备开展深度德育实践的能力储备。

结语

以德育人视角下的国企宣传思想工作审视，本质上是对“宣传工作为谁而做、依靠谁来做、怎样做得更有温度”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在国企深化改革、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宣传思想工作不能仅仅扮演“传声筒”与“吹鼓手”的角色，更应成为凝聚价值共识、培育精神品格的内在力量。从工具性宣传走向涵育性德育，不只是一次方法上的改良，更是一次价值立场上的回归——回归到对人的尊重、对思想工作规律的敬畏、对社会主义企业文化本真意涵的坚守。唯有如此，国企宣传思想工作才能真正在时代变革中赢得人心、塑造新人，承担起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赋予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