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随着我国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传统的行政化、管控式治理模式已难以完全适应日益复杂多元的社区需求。在此背景下，“以文化人”作为一种柔性的、内生的治理理念与实践路径，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它强调通过文化的力量，塑造共同价值、规范居民行为、激发参与活力，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实现社区的善治。本文旨在探讨“以文化人”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当前实践中的挑战，并提出其质效提升的具体路径，以期为新时代的社区治理创新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一、 “以文化人”在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机制

“以文化人”并非简单的文化活动组织，而是一个通过文化载体实现价值认同、关系重构与集体行动的系统过程。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价值引领与认同凝聚。社区文化，无论是历史传承的邻里文化、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还是在新时期形成的志愿文化、环保文化等，都承载着特定的价值观念。通过挖掘、培育和传播积极向上的社区文化，能够潜移默化地引导居民形成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例如，通过讲述社区历史、表彰身边榜样、制定居民公约等形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于社区日常生活，从而构筑治理的共同思想基础。

其次，关系润滑与矛盾化解。现代城市社区往往存在居民异质性强、社会联结弱化的问题，容易滋生隔阂与摩擦。“以文化人”通过搭建多样化的文化参与平台（如读书会、文艺团队、兴趣小组、社区节庆），为居民创造非功利性的交往空间。在这些基于共同兴趣或文化体验的互动中，居民得以跨越年龄、职业、地域等界限，建立信任、增进理解，从而有效润滑邻里关系，将潜在的矛盾化解于日常交往之中，增强社区的社会资本。

最后，主体激活与协同共治。有效的社区治理需要居民从“被管理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以文化人”能够激发居民的内在动力。当居民因文化认同而将社区视为“我们的家园”时，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便会显著提升。文化团队往往能发展成为社区自治的雏形或重要支撑，其骨干成员可能进一步成长为楼组长、社区志愿者或议事会成员，形成“文化活跃分子”向“治理骨干”转化的通道，从而构建起“党建引领、文化浸润、居民主体、多元共治”的良性治理格局。

二、 当前社区“以文化人”实践面临的现实挑战

尽管“以文化人”的理念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在具体实践层面，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制约了其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

其一，文化供给与居民需求存在错位。部分社区的文化活动仍停留在“自上而下”的输送模式，内容单一（多以老年文体活动为主），形式陈旧，未能精准对接不同年龄、不同背景居民，特别是中青年群体、新市民的多元化、个性化文化需求。这导致活动“叫好不叫座”，参与面窄，难以形成广泛深入的文化浸润效果。

其二，文化实践与治理目标“两张皮”。有些社区将“以文化人”简单等同于组织文艺演出、开设活动室，未能有意识地将文化活动与解决社区公共议题（如垃圾分类、停车管理、宠物饲养、电梯加装等）相结合。文化与治理平行运行，未能实现通过文化凝聚共识、推动具体治理难题破解的深层目标，使得文化资源的投入未能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其三，资源整合与长效机制不足。社区文化治理往往依赖有限的社区工作经费和少数热心居民，缺乏稳定的资源投入和专业的策划运营力量。驻区单位、商业机构、社会组织的文化资源未被充分撬动。同时，缺乏对社区文化品牌的长远培育和可持续运营机制，许多活动流于一时热闹，难以形成持久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其四，数字时代文化联结的新挑战。网络虚拟社区的兴起，部分削弱了实体社区的交往频率和深度。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如社区APP、微信群、短视频）创新文化表达与互动方式，在线上营造积极的社区文化氛围，并将线上互动引导至线下实践，形成虚实结合的“文化共同体”，是当前面临的新课题。

三、 提升“以文化人”社区治理质效的路径探索

为应对上述挑战，充分发挥“以文化人”在社区治理中的潜能，需从理念、机制、方法等多维度进行系统创新：

路径一：推动需求导向的精准化文化赋能。 建立常态化的居民文化需求调研机制，运用问卷、访谈、线上数据等多种方式，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文化偏好。设计分众化、阶梯式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如针对青年的技能分享沙龙、亲子家庭的自然教育、老年群体的数字生活培训等。鼓励居民自下而上提出文化项目创意，并通过微创投、公益大赛等形式给予小额资金和技术支持，变“送文化”为“种文化”，激发内生文化创造力。

路径二：深化文化与治理议题的融合创新。 有意识地将社区治理的难点、痛点转化为文化活动的主题。例如，围绕垃圾分类可组织环保艺术创作、旧物改造工作坊、“绿色家庭”评选；围绕邻里和谐可举办“百家宴”、楼道美化共创、社区故事征集活动。通过文化体验和集体创作的过程，促进居民对公共议题的讨论、理解和共识达成，使文化活动成为协商议事、解决问题的软性载体和前置环节。

路径三：构建多元协同的资源网络与长效机制。 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应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积极搭建平台，整合辖区内的学校、企业、文化场馆、社会组织及专业文化人才资源，形成“社区文化资源共同体”。探索引入专业社会机构进行整体策划和运营，提升文化项目的专业性与可持续性。同时，着力培育社区本土的文化领袖和志愿者团队，建立激励保障机制，确保文化活力能够持续迸发并反哺治理。

路径四：探索虚实互嵌的智慧文化治理模式。 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拓展“以文化人”的时空边界。建设富有特色的线上社区文化空间，如数字博物馆、云端展览、社群读书打卡等。利用线上平台进行活动发布、意见征集、成果展示，提高效率和参与便利度。更重要的是，设计线上线下联动的文化项目（如线上发起、线下执行、线上分享），将虚拟空间的关注度和认同感，有效转化为实体社区中的交往行动和公共参与，构建数字时代的社区文化新形态。

结语

“以文化人”是社区治理从“管理”走向“治理”、从“善政”迈向“善治”的关键软实力。它超越了工具理性的局限，直指治理中“人”这一核心要素的精神世界与关系网络。面对新时代社区治理的复杂图景，唯有深刻把握“以文化人”的价值内核与作用规律，通过精准赋能、融合创新、多元协同与数字赋能等多重路径，克服实践中的梗阻，方能使其从一种理念倡导转化为扎实的治理效能，真正滋养社区共同体精神，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微观基础，最终实现居民美好生活与社区长治久安的有机统一。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智慧的现代践行，也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