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建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而话语体系作为思想传播、价值引领和组织动员的重要载体,其建设质量直接关系到党建工作的实效性与感召力。当前,随着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度调整、信息传播方式加速迭代,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受众对象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然而,传统的党建工作话语体系尚未完成系统性的适应性转型,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呈现出一种“话语困境”——即表达意图与接受效果之间的明显断裂。对这一现状进行深入审视,剖析其问题表象与深层成因,并寻求系统重构的可行路径,是提升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增强组织凝聚力的紧迫课题。
一、基层党建工作话语体系的内涵与功能定位
所谓基层党建工作话语体系,是指基层党组织在开展理论宣传、政策解读、思想教育、组织动员、服务群众等活动中所使用的一整套语言表达方式、叙事逻辑、概念范畴与修辞策略的总和。它既包括正式的会议文件、党课讲稿、宣传材料中的书面话语,也涵盖日常沟通、谈心谈话、入户走访等场景中的口头话语。从本质上看,这一话语体系并不是单纯的语言工具,而是承载着特定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与行动逻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从功能定位来看,基层党建话语体系至少承担着三重使命:其一,理论阐释功能——通过通俗化的再编码,将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基层党员群众能够理解、认同的内容;其二,凝聚整合功能——借助共同的价值表达与情感沟通,消解不同群体间的认知隔阂,塑造基层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其三,行动动员功能——以有效的号召与激励,推动党员群众从认知认同走向实践参与,将话语力量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因此,话语体系的优劣不仅是一个语言表达“好听不好听”的形式问题,更是关系到“能不能落地、能不能入心”的实质性问题。
二、当前基层党建话语体系的主要问题与具体表现
审视当下实践,基层党建话语体系虽在规范化、体系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实际运用中仍存在四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第一,形式化倾向严重,话语表达与真实需求脱节。在不少基层组织的工作中,话语生产往往遵循“自上而下”的灌输逻辑,一方面大量套用宏观政策文件中的抽象表述,另一方面缺乏对基层具体情境的“翻译”与“转化”。比如,在开展乡村振兴政策宣讲时,一些干部照本宣科地强调“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等宏观目标,却很少结合当地的实际产业特点与生态痛点进行个性化阐释。这种“千人一面”的话语方式,导致受众听得懂“概念”却感受不到“关联”,难以产生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
第二,教条化色彩浓厚,话语创新动力不足。部分基层干部习惯性地依赖“标准话术”,在讲话或撰写材料时满足于引用经典论述、套用固定句式,缺乏结合具体场景进行灵活变通的能力。长此以往,话语体系趋于僵化:一场党课下来,理论阐释部分变成了“原文朗读”,政策解读变成了“文件摘编”。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出现的生动实践(如社区微治理、网格化服务等)反而缺乏独立的话语名称和内涵描述,往往被生硬地嵌入旧有的话语框架中,导致鲜活经验被“格式化”消解。
第三,叙事方式存在“悬浮感”,与基层群众的生活语言存在隔阂。基层党建话语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广大普通党员和群众,其话语逻辑本应贴近生活、贴近情感。然而现实中,许多基层干部在沟通中习惯使用“官话”“书面语”,甚至在面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居民时仍频繁使用“政治站位”“主体责任”等政治术语。这种做法固然体现了工作的专业性,却也无形中构筑了一道“话语围墙”,使得原本亲民的内容变得疏远、刻板。一些群众在被问及对社区党建活动的看法时坦言“听不懂”“听了没感觉”,正是这种隔阂的直观印证。
第四,媒介转化滞后,话语传播手段单一。当前,短视频、社交平台、直播互动等新媒体形态已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但基层党建工作在话语呈现上仍较多依赖会议文件、宣传栏、横幅标语等传统载体。即便部分组织开设了公众号或抖音号,内容也往往是将纸质材料“搬运”到线上,缺乏符合新媒体传播规律的语言设计(如短句、节奏感、视觉化元素)。这使得话语虽然“触达”了屏幕,却未能真正“触达”人心。
三、问题成因的多维分析
基层党建话语体系的上述问题,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结构性矛盾与阶段性特征叠加的结果。从生成机制上看,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加以分析。
一是制度惯性与路径依赖。长期以来,党建话语生产形成了以“上级指定—下级复述”为主导的流程模式,强调规范统一、口径一致,这种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于维护政令畅通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进入社会高度分化、价值多元的当代,过度依赖自上而下的文本输出,容易挤压基层根据实际进行二次加工的空间。基层干部出于“怕出错”“不担责”的心理,倾向于照搬权威表述,从而阻碍了话语的在地化创新。
二是能力储备与专业支撑不足。话语体系的优化需要基层工作者同时具备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扎实的群众工作能力以及灵活的沟通表达技巧。然而现实是,不少基层党务干部平时事务繁忙、培训充电机会有限,对于如何将抽象理论“翻译”成群众语言、如何运用故事化叙事增强感染力等问题缺乏系统训练。能力的短板直接导致了话语创作的“力不从心”。
三是评价机制导向的偏差。当前对基层党建工作的考核评价,往往更关注“动作到位”而鲜少评价“效果入心”。例如,是否按计划开展了集中学习、是否发表了足够数量的宣传稿件、是否使用了规定的表述模板,这些可量化的形式指标占据主导地位。而话语的实际接受度、群众的理解率、情感认同度等“软指标”则长期缺位。这种导向使得基层更加重视话语的“合规性”而非“有效性”,进一步固化形式化倾向。
四、优化基层党建话语体系的原则与路径
破解基层党建话语体系的现实困境,不能简单寄望于“多搞几次培训”或“多写几个新颖的标语”,而必须从理念、机制、能力等多个层面系统推进。
在理念上,应确立“受众本位”的话语生产逻辑。基层党组织需要从“我有什么”的供应思维转向“群众需要什么”的需求思维。在话语准备阶段,深入调研不同受众群体的文化水平、心理期待、关切焦点,据此选择恰当的语义层次与表达方式。例如,面对老年群体可以多用生活化的类比、面对青年群体可以增强互动性与场景感。本质上,是要将话语调适从“事后修补”前移至“前置设计”。
在内容上,应大力提升“具象化”与“故事化”的叙事能力。抽象的理论只有通过具体的案例、鲜活的人物、真实的情境才能变得有温度、有力量。基层党建工作者应当善于从日常治理实践中挖掘优质素材,把政策的初衷转化为可感知的变化,把号召性的语言融入情节推动中。比如在宣传垃圾分类政策时,与其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不如讲述某个社区通过分类垃圾如何改善了小区环境、减少了邻里矛盾的真实故事。“一个人在说服人,一个故事在打动人”,后者往往更能穿透话语隔阂。
在载体上,应主动拥抱媒介融合趋势,构建“全息话语场景”。这意味着基层党建既不能放弃会议、座谈、家访等传统阵地,也不能对新媒体的运用敷衍了事。应当配备具有新媒体素养的专业人才或提供外包服务,制作符合受众习惯的短视频、图解、交互式H5等内容产品。同时,话语的传播不应只是“发布”,更应包含“回应”——在评论区互动、在微信群答疑、在直播间共议,通过双向沟通不断校准话语的精准度与亲近感。
在机制上,应建立以“落地效果”为核心的评价反馈闭环。将话语的有效性纳入基层党建工作考核体系,赋予其不低于形式规范指标的权重。具体做法可以包括:定期开展受众的满意度调查、组织第三方对基层党建宣传文本的可读性与感染力进行评估、建立“优秀基层话语案例”库并进行示范推广。通过效果的倒逼,促使基层组织真正重视话语的品质而非仅仅关注生产过程。
结语
基层党建工作话语体系的优化,既不是简单的“辞藻翻新”,也不是对政治严肃性的消解,而是在守正基础上的创造性调适。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深刻的媒介变革与价值重塑,能否在保持政治内核的同时,构建起一套贴近基层、富有活力、高效运转的话语系统,直接关系到党建工作的神经末梢是否畅通。正视现实中的话语困境,从供需匹配、叙事创新、媒介融合、评价导向等多个维度系统破题,推动基层党建话语体系从“自说自话”走向“双向互动”,从“文本规范”走向“人心共鸣”,是新时代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与群众凝聚力的必由之路。这项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唯有持续深耕、久久为功,方能使党的声音以最有效的形式抵达每一个角落,转化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