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其核心在于激发农民主体作用、促进乡村内生发展。群众工作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承担着凝聚共识、整合资源、化解矛盾、推动落实的关键功能。然而，随着乡村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利益格局多元分化以及信息传播方式剧变，传统群众工作模式面临效能衰减的严峻挑战。如何科学审视当前群众工作的现实效能，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适应乡村振兴新要求的优化路径，已成为亟待回应的重大实践命题。本文旨在从多维视角剖析群众工作效能的现实样态，系统梳理制约效能提升的结构性障碍，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优化思路，以期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学理参考。
一、新时期群众工作效能的内涵重塑与时代要求
在乡村振兴语境下，群众工作的效能不再局限于“上传下达”或“纠纷调解”的浅表层面，而是内在地包含了政策传导的精准度、诉求回应的及时性、公共参与的活跃度、组织动员的实效性以及群众满意度的综合提升。这意味着，效能评价必须从“做了多少”转向“群众是否真正受益、是否主动参与”。同时，乡村振兴强调“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目标，要求群众工作必须嵌入产业发展、环境整治、文化振兴、基层治理等具体场景之中，实现从单一行政动员向多元协同治理的范式跃迁。因此，衡量群众工作效能的标准，应涵盖信息沟通效率、资源整合能力、共识凝聚效果、行动转化比率以及制度可持续发展水平等关键维度。
二、乡村振兴过程中群众工作效能的现实审视
当前，各地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积极探索群众工作新机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深层次问题依然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信息传递与民意吸纳的“断层”现象。部分基层干部习惯于依靠会议传达、文件下发等传统方式，忽视农民群体信息接收习惯的变化，导致政策内容与农民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较大落差。尤其在农村老龄化与数字鸿沟并存的背景下，年轻劳动力外流使得留守群体对政策理解能力有限，而线上平台又未充分覆盖老年群体，形成“上热下冷”的信息孤岛。同时，民意收集机制流于形式，村民议事会、恳谈会等往往沦为“走过场”，真实诉求未能有效进入决策视野。
（二）参与渠道虚化与主体动能不足。尽管各地普遍设立了村民代表会议、理事会等组织，但实际运行中行政干预过强，农民参与多是被动响应而非主动建言。特别是在涉及土地流转、产业规划等重大事项时，村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保障薄弱，导致“干部干、群众看”的尴尬局面长期存在。此外，不少村庄集体经济薄弱，缺乏吸引农民参与的公共事务抓手，进一步加剧了群众参与冷淡。
（三）工作方式与群众需求的“错位”困境。部分基层干部仍沿用“管理型”思维，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重结果轻过程，重任务轻情感。例如，在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中，采取“一刀切”拆除措施，忽视农户生产生活实际，引发抵触情绪；在产业发展中，脱离市场规律“替民做主”，导致项目失败后群众怨声载道。这种“任务导向”而非“需求导向”的工作逻辑，严重损害了干群信任基础。
（四）数字技术应用中的“形式主义”风险。近年来，数字乡村建设加速推进，微信工作群、政务App、大数据平台等工具广泛使用。然而，部分地方过度强调“留痕管理”，导致基层干部耗费大量精力填写表格、应付检查，真正用于入户走访、解决实际问题的时间反而减少。数字技术非但没有提升服务效率，反而成为新的负担，甚至异化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三、制约群众工作效能提升的深层次成因
上述困境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一，基层治理体系尚存“行政化过度”与“社会化不足”的双重偏差。权力运行自上而下，考核机制偏重上级评价而非群众满意度，导致基层行为逻辑向“对上负责”倾斜。其二，干部队伍能力结构难以匹配乡村振兴复杂要求。部分干部缺乏群众工作经验、产业专业知识和数字化素养，面对新问题“本领恐慌”，习惯沿用旧办法。其三，乡村社会内部“原子化”趋势加剧。传统熟人社会的信任网络削弱，新的公共精神尚未建立，群众之间、干群之间的有机联结出现断裂。其四，资源分配与权责配置不均衡。乡镇层面“权小责大”的体制性矛盾突出，基层群众工作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撑，影响工作效能持续提升。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群众工作效能的系统性优化路径
提升群众工作效能，既需要理念革新，也需要制度重构和方法升级。应从以下四个维度协同推进：
（一）重塑群众工作的价值取向：从“管理控制”走向“服务赋能”。必须将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而非客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基层干部应转变角色定位，从“发号施令者”变为“需求响应者”和“资源链接者”。要建立常态化走访调研机制，利用“入户+网络”双渠道精准识别群众需求，将服务供给与个性化需求精准匹配。同时，注重培育乡村内生力量，通过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乡村社会组织、乡贤理事会等，让群众在自我服务、自我管理中增强主体意识。
（二）优化群众工作的制度设计：构建闭环式参与治理机制。一是完善议事决策制度，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程序，确保重大事项事前充分协商、事中公开透明、事后评议反馈。二是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在产业项目中推行“保底分红+按股分红”等模式，让农民共享发展收益；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上实行“以工代赈”，提高参与获得感。三是创新监督评议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和群众满意度测评，将评价结果与干部考核、项目拨付直接挂钩，倒逼工作实效提升。
（三）创新群众工作的方法工具：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一方面，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群众工作，建设集信息公开、诉求受理、在线议事、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村级综合信息平台，并针对老年群体保留电话、上门等线下渠道，消除数字鸿沟。另一方面，坚决破除“指尖形式主义”，精简整合各类工作群和App，明确数字工具的辅助定位，严禁强制打卡、过度留痕。同时，积极探索“网格化+群众工作”模式，将治理触角延伸至农户家庭，实现问题发现在源头、化解在萌芽。
（四）强化群众工作的能力支撑：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一是加强培训教育，围绕群众沟通技巧、产业发展知识、数字化工具应用、突发事件应对等内容开展常态化轮训，提升干部综合素养。二是优化考核导向，降低台账材料权重，增加入户时长、矛盾化解率、群众满意度等实效指标，引导干部把精力用在办实事上。三是完善激励机制，在职务晋升、评优评先中优先考虑群众工作实绩突出者，同时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干部大胆探索创新。
结语
乡村振兴的深度推进，本质上是亿万农民主体性的再激活与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复杂过程。群众工作效能的提升绝非一蹴而就的技术性修补，而是一场涉及观念转变、制度重构、方法革新与能力建设的系统性变革。唯有将群众工作真正嵌入乡村振兴的全领域、全过程，以真诚服务换取信任，以有效参与凝聚合力，以持续创新回应挑战，方能有效破解“最后一公里”困局，让乡村振兴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个乡村、每一位农民。这既是历史赋予当代基层工作者的使命，也是检验治理现代化成色的关键标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