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为基层组织建设与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然而，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组织推进的实践场域仍面临着结构性张力。一方面，治理重心下移与资源匹配不足的错位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形式主义、条块分割、数字负担等新老问题相互交织，制约着基层治理的效能与活力。如何准确识别现实问题、科学寻求改进路径，已成为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议题。
一、基层组织推进的现实之困
（一）权责失衡：基层承载与资源配置的错位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对基层工作最直观的描述。随着治理重心下移，大量行政审批、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事务被分解到镇街和村居层面，基层事实上承担着远超其法定职责范围的工作量。但相应地，编制资源、财政保障、执法权限却未同步下沉。在很多地方，基层干部一人多岗、一兼数职并非个案，而是普遍状态。“小马拉大车”式的权责倒挂，不仅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执行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选择性执行和变通应付的治理偏差。
（二）形式主义负担：留痕管理与实干空间的挤压
形式主义是基层治理长期存在的顽疾。近年来，在条线管理的高标准严要求下，基层承担了大量检查、考核、创建和报表任务。台账资料的“精致化”、工作留痕的“图像化”、会议材料的“文件化”，消耗了基层干部大量时间和精力。许多基层干部反映，一周中相当比例的时间耗费在填表报数、迎检准备等事务性工作上，真正用于入户走访、解决矛盾、服务群众的实践反而受到挤压。以留痕代替实绩、以过程替代结果的考核导向，不仅降低了组织运作效能，也损伤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三）条块分割：纵向任务下沉与横向协同不足的张力
基层治理涉及多个条线部门的职责交叉。由于纵向职能部门与横向属地管理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与利益分化，条块协同往往流于形式。典型表现为：任务由条上向块上下达时，更多体现为“任务包”而非“资源包”，即事件、责任下沉了，而资金、技术和执法权并未同步匹配，造成“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治理困境。例如，在安全生产、环保督察、拆违控违等领域，基层既要接受多部门的督查考核，又缺乏必要的综合执法授权，容易陷入“该管的事管不住、不该管的推不掉”的被动局面。
（四）数字治理的“双刃剑”效应：从提效工具到新的负担
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客观上为信息传递和流程优化提供了技术支撑。然而，当前部分地方存在系统林立、数据孤岛、重复录入等突出问题。同一项数据需要在多个平台上反复填报，同一类事项需要在不同系统中重复处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成为基层干部的新型负担。更为关键的是，数字治理的推进有时重技术轻制度、重平台轻应用，基层干部的自主性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数字化工具未能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
二、基层治理改进方向的系统重构
（一）权责清单化与资源匹配的机制创新
破解权责失衡，需要从制度层面厘清基层事权边界。应通过建立分类明晰的权责清单制度，明确哪些事项属基层法定职责，哪些事项属条线部门主责、基层辅助配合，防止职能的无限下沉。同时，要推动编制资源、财政资金、执法权限和管理力量向基层倾斜配置，确保“权随责走、费随事转”。此外，应探索“吹哨报到”等跨层级协同机制，赋予基层对部门履职情况的评价权与建议权，变“基层围着部门转”为“部门围着基层转”。
（二）减负增效与考核评价体系的重塑
针对形式主义顽疾，应构建务实导向的考核体系。一方面，要压缩督查检查总量，合并同类考核项目，规范“一票否决”事项，严控面向基层的台账材料和留痕要求，把基层干部从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考核评价应坚持以实绩为核心，突出群众满意度指标，适当引入第三方评估和随机抽查机制，使考核真正成为发现短板、促进改进的驱动力，而非基层疲于应付的对象。
（三）组织动员与多元共治格局的构建
基层治理不仅依赖行政力量，更需发挥社会协同的作用。应通过党建引领，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物业企业和居民骨干等多元主体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具体而言，可通过议事协商平台、项目化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机制，让社会力量在公共服务供给、矛盾纠纷化解、文明创建中发挥实质性作用。同时，应提升群众参与的组织化程度，推动协商机制下沉到网格、楼道和庭院，增强基层自组织能力，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
（四）数字技术的深度整合与以人为本的转型
数字治理的改进方向不在于叠加更多的系统和平台，而在于系统整合和数据共享。应推进基层数据资源的一体化建设，统一数据标准和接口规范，打通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信息系统，实现“一表同报、一网统管”。更重要的是，数字化必须以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减少无谓的系统切换和数据录入，强化大数据分析对精准决策、风险预警和供需匹配的支撑作用。要警惕技术对治理主体性的侵蚀，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让数字技术真正回归提质增效的初衷。
结语
基层组织的推进成效，直接关系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面对权责失衡、形式主义、条块分割和数字负担等结构性难题，既不能寄望于短期突击式的运动治理，也不能停留在表层修修补补，而应通过制度设计、资源配置、考核重塑、社会协同和技术整合的系统性改革，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执行”走向“主动创造”、从“单兵突进”走向“协同共治”。唯有让基层有权、有责、有人、有心，基层治理现代化才能在攻坚克难中实现破局，真正筑牢国家治理的坚实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