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神经,也是政策落地与社会回应的关键接合部。近年来,随着治理重心下移和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多元,基层政工工作面临的已不再是单一的思想动员或组织建设问题,而是如何在多主体、多层级、多目标交织的复杂情境中发挥价值引领与制度粘合作用。协同治理理论强调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力量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其核心在于通过资源整合与行动协调实现整体效能最大化。而政工工作特有的政治导向、人文关怀与组织动员功能,恰恰为这种协同提供了深层的精神纽带与行动框架。然而,当前一些基层单位政工工作仍存在“单兵作战”倾向,与治理实践脱节,导致政工效能难以充分释放。因此,从协同治理视域重新审视基层政工工作,探索其与治理体系诸要素的融合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基层政工工作与协同治理的内在逻辑关联
政工工作与协同治理并非彼此游离的两套体系,而是具有内在同构性的治理资源。协同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与目标共识,这离不开价值层面的凝聚与心理层面的沟通,而这些正是政工工作的传统优势所在。政工工作通过理想信念教育、政策阐释与思想疏导,能够帮助不同治理主体超越局部利益局限,形成对公共目标的认同,为协同行动奠定认知基础。
同时,协同治理要求打破部门壁垒和层级阻滞,实现信息共享与行动联动。基层政工组织凭借其横跨党政群团的组织网络,能够在不同部门、不同单位之间架起沟通桥梁,充当治理要素的“连接器”。政工工作的常态化调研、谈心谈话和群众工作积累了大量社情民意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为协同决策提供精准依据。可以说,政工工作的政治引领力、组织感召力和群众亲和力,构成了基层协同治理中不可替代的柔性支撑。
三、当前基层治理中政工协同的现实梗阻
尽管政工工作在协同治理中具有天然优势,但在实际运行中仍面临着诸多梗阻。首先是角色定位偏窄的问题。部分基层政工干部将自身工作等同于文件传达、台账整理和会议组织,忽视了政工工作在治理议题设置、利益协调和冲突化解中的功能,导致政工部门被“工具化”边缘化,难以深度介入治理全过程。
其次是协同机制不健全。基层治理往往涉及党建、民政、综治、城管等多个条线,各系统均有自身的考核指标和运作节奏。政工工作若缺乏相应的嵌入机制和授权支撑,极易在跨部门协作中陷入“参与缺位”或“责任超载”的两难境地。加之信息平台互不联通,政工部门获取治理信息存在滞后性和碎片化,其协调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再次是能力结构不匹配。协同治理要求工作者具备跨界沟通、资源整合和系统分析能力,而当前不少基层政工干部的专业背景和培训内容仍集中在传统党务与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对社区治理、项目管理、大数据分析等现代治理工具掌握不足,导致在面对复杂协同情境时力不从心。
四、协同强化基层政工工作的多维路径
强化基层政工工作的协同效能,既需要进行理念更新,也需要制度重塑与能力再造,应在以下几个维度同步推进。
其一,确立“政工即治理”的融合思维。基层政工部门应主动从“政工内部循环”转向“治理全程嵌入”,将思想引领、组织动员和文化建设融入具体治理项目之中。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垃圾分类推广、矛盾调解等具体治理场景中,政工干部可以以引导者、协调者或催化师的身份介入,把解决实际问题与化解思想问题有机结合,这样既能提升治理成效,也增强了政工工作的现实针对性。
其二,构建跨部门的政工协同平台。在街道、乡镇层面,可以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或综合治理平台,建立由政工干部、社区工作者、社会组织代表和居民骨干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机制,定期就治理议题进行联合研判、资源对接与行动协同。同时,推动政工工作与网格化管理深度融合,将政工干部下沉至网格,实现信息采集、矛盾排查、宣传教育的一次性综合运作,从而降低协同成本,提升响应效率。
其三,完善政工协同的绩效评价体系。传统的政工考核侧重于活动次数、材料完备度等过程性指标,难以反映政工工作对治理效能的实际贡献。建议引入协同治理维度的评价标准,将政策认同度提升、群众参与率变化、跨部门协作效率、冲突化解周期等结果性指标纳入政工考核范畴。通过科学评价引导政工部门主动与治理需求对接,减少无效劳动和形式主义负担。
其四,强化数字赋能的协同能力。基层政工部门应善用数字化工具,建立居民思想动态数据库和治理需求图谱,通过数据分析精准识别群体心理倾向与潜在治理风险,从而将政工工作由被动回应转向主动预判。同时,利用线上议事平台、政务新媒体等渠道扩大政工工作的触达面,吸引更多青年群体和流动人口参与基层协同治理,拓展共识生产的时空半径。
其五,培育“政工+治理”复合型人才。基层应着力打破岗位界限,通过轮岗交流、挂职锻炼和联合培训等方式,促进政工干部与治理业务干部之间的能力互嵌。培训内容应涵盖公共管理理论、协商技术、心理疏导技巧、应急处置方法等,使政工干部既能讲清道理,也能办成实事。更重要的是,要注重选拔既有政治素质又懂治理实务的干部充实基层政工队伍,为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五、结语
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要求政工工作摆脱单一孤立的运作模式,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具备价值引导力、组织协调力与响应驱动力的中枢环节。协同强化不是简单的资源叠加,而是基于治理目标、机制和能力等方面的深度耦合。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与公共诉求,基层政工工作应主动融入协同治理的大格局,以开放姿态吸纳各方力量,以创新手段提升互动质量。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走出一条既能凝聚共识又能化解矛盾、既有秩序活力又有温度弹性的基层善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