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伴随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迅猛发展，以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相关统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已逾千万，且仍在持续增长。这一群体以其灵活的就业方式，为经济社会注入了活力，但同时也面临着劳动关系模糊、社保覆盖不足、职业风险高、权益保障缺失等突出困境。如何对这一群体实施有效帮扶，已成为时代赋予劳动政策制定者、工会组织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要课题。本文旨在通过对当前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工帮扶实践进行系统考察，分析其内在逻辑、主要模式与现存挑战，进而探寻更为精准、可持续的帮扶路径。

一、制度性保障体系的构建与突破

传统职工帮扶体系多以稳定劳动关系为基础，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恰恰因“去劳动关系化”而难以被纳入既有框架。实践中，各地工会积极探索“入会”通道，推动平台企业建立灵活就业者工会组织，打破“有劳动无关系、有关系无保障”的僵局。上海市总工会推出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专享基本保障”，即为典型范例。该保障计划以低门槛、广覆盖、重实效为原则，涵盖意外伤害、重大疾病、住院津贴等项目，资金由工会经费与政府补贴共担，有效缓解了劳动者因病致贫、因伤返贫的风险。此类实践表明，突破传统劳动关系的制度藩篱，构建以“实际劳动”而非“劳动合同”为基础的保障体系，是帮扶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一步。

此外，各地还在探索“一揽子”保障方案，如浙江省推出的“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纳入工伤保险范畴，采用“按单缴费、平台代扣、财政兜底”的模式，实现了职业伤害保障从无到有的跨越。这些制度创新在技术层面上破解了“实名制”与“流动性”的矛盾，在价值层面上回应了劳动者最迫切的安全需求，为全国性政策的出台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二、赋能型帮扶机制的创新与深化

制度性保障主要解决“底线”问题，而赋能型帮扶则着眼于提升劳动者的长期竞争力与职业发展空间。当前帮扶实践正逐步从简单的物质救助向能力建设转型。北京市总工会推出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技能提升计划”，针对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不同工种，设计了涵盖交通安全法规、客户沟通技巧、智能终端操作、甚至心理健康辅导等模块化课程。课程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劳动者碎片化时间进行培训，大大提升了参与度。

值得关注的是，赋能帮扶还延伸至职业身份认同领域。一些地方工会联合媒体开展“最美快递员”“先锋骑手”评选活动，通过树立行业标杆，增强劳动者的职业荣誉感与社会认同感。这种精神层面的赋权，在某种程度上比物质帮扶更能激发劳动者的内生动力。更深层次的赋能则体现在推动劳动者参与平台规则制定。以成都市为例，部分网约车平台在调整抽成比例、优化派单算法前，会通过工会渠道征求司机代表意见，形成“算法共议”机制。这种参与式赋能，使得劳动者从被动的政策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治理主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帮扶过程中“单向给予”的旧有模式。

三、协同性治理网络的构建与挑战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帮扶实践，绝非某一部门或机构能够独立完成，而是需要政府、平台、工会、社会组织及劳动者自身多方协同发力。上海、深圳等地建立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联席会议制度”，即是将人社、市场监管、交通、工会等多个部门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形成信息共享、问题共商、行动共推的工作格局。这种“党建带工建、工建促治理”的模式，有效避免了帮扶工作中的碎片化与空白地带。

然而，协同治理在实践中仍面临现实挑战。首先，平台企业作为用工的“第一责任方”，其盈利逻辑与保障成本之间存在天然张力。部分平台对推进行业集体协商、建立职工互助基金等措施持观望甚至消极态度。其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度分散、工作时间碎片化，传统工会的组织动员方式难以有效触达。线上入会、云端活动、数字化服务虽已铺开，但“入会”与“建会”之间的温差依然存在，部分劳动者对工会服务感知度不高。再次，数据壁垒也是一个突出问题。平台的用工数据与政府的社会保障系统尚未实现有效对接，导致帮扶政策的精准投放缺乏数据支撑。如何建立算法时代的“劳动数据信托”机制，让数据服务于劳动者的真实需求，是协同治理深化的重要方向。

四、从“被动救济”到“主动发展”的路径展望

总结当前的帮扶实践，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从最初的应急性、临时性救助，逐步走向制度化保障；从单一的物质帮扶，扩展至赋能培训、心理支持、职业认同等多元维度；从工会的单兵突进，迈向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同共治。这种演变反映了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主体性的尊重，也体现了帮扶理念从“被动救济”向“主动发展”的深刻转型。

展望未来，帮扶实践需在以下方面持续发力。其一，加快顶层设计，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法”或专项条例的出台，明确平台责任与劳动者权利，为帮扶工作提供稳定的法律预期。其二，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建设全国统一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平台”，整合保险申领、技能培训、法律咨询、心理健康、工会入会等功能于一体，实现“一网通办、一次触达”。其三，完善集体协商机制，推动平台用工规则的透明化与民主化，让劳动者在涉及自身利益的算法设定、抽成比例、考核标准等方面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其四，强化社会协同，鼓励公益组织、研究机构、媒体等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形成更为多元、更具柔性的帮扶生态。

结语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帮扶实践，既是权益保障的技术问题，更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命题。它关涉如何在数字时代的劳动秩序中，保有对“人”的温度与尊重。当前，各地的探索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距离构建一个覆盖全面、保障有力、运行高效的长效帮扶机制仍有不短的路程。唯有坚持以劳动者为中心，以制度协同为保障，以数字赋能为支撑，方能真正实现对这一庞大群体从“看见”到“关照”、从“关爱”到“赋能”的跨越，进而在新就业形态的浪潮中书写出更加公平、更有尊严的劳动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