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格局中，企业既是重要的市场主体，也是日益活跃的社会主体，其参与深度与协同质量直接影响基层治理的整体效能。然而，实践观察表明，企业参与基层治理长期面临“工具性嵌入”的困境——参与行为依附于资源置换或政策合规需求，缺乏稳定的价值内驱力，导致协同关系脆弱、合作深度不足。本文认为，回归企业使命这一价值原点，重新审视基层治理协同的强化路径，是突破上述困境的关键切口。

一、企业使命与基层治理协同的内在耦合

企业使命回答的是“企业为何存在”这一根本追问，它不仅是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学规定，更包含对利益相关者权益和社会公共价值的承诺。基层治理协同的本质，则要求多元主体在目标认同、资源共享和责任共担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的集体行动。二者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关联：企业使命中的社会价值维度与治理协同所需的公共精神具有同源性。当企业将自身使命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福祉坐标中时，其参与基层治理便不再是被动响应外部动员，而是基于内在价值认同的主动共建。使命提供了一种超越短期成本收益计算的价值锚点，使协同关系从浅层的资源交换走向深层的价值共创，从而为治理协同注入稳定而持久的动力。

二、协同失灵：当前企业参与基层治理的结构性障碍

审视现实，企业参与基层治理存在三重结构性障碍。

其一，目标错位。商业逻辑追求效率与回报，基层治理则更强调公平、普惠与程序正当。两者在具体治理场景中的张力，常常使企业参与流于形式——常见的“捐赠式参与”和“仪式化共建”即是典型表现，资源投入不少，但治理效能增量有限。

其二，组织区隔。企业的科层制结构与基层治理的网络化结构之间缺乏有效对接机制。多数企业内部未设置专门承接社区事务的职能单元，参与行为高度依赖企业家个人偏好或临时性行政动员，缺乏制度化的组织支撑，难以形成连续性行动。

其三，责任稀释。在多元主体共存的治理场域中，责任归属往往模糊不清。企业容易产生“搭便车”心理，将治理责任推归于政府一方，自身则以“配合者”而非“共治者”自居，协同承诺因此难以持续兑现。

三、使命驱动下的协同强化机制

基于企业使命的协同强化，需要构建三重相互支撑的机制。

第一，价值校准机制。企业使命陈述与社会需求之间应保持动态对话，使企业的核心业务能力与基层治理的真实需求实现精准匹配。例如，物业服务企业将“安居”使命与社区安全治理对接，金融机构将“普惠”使命与基层金融素养提升对接，物流企业将“通达”使命与社区应急物资配送对接。当治理参与内化为业务能力的延伸而非额外负担时，协同便获得了可持续的经济理性支撑。

第二，组织嵌入机制。企业应将社会价值维度纳入内部治理结构，设立专门的社会责任岗位或跨部门协作小组，将基层治理参与指标纳入年度绩效评估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通过组织架构的刚性约束，推动参与行为从个人化、偶发化转向制度化、常态化，避免因人事变动而中断。

第三，共责机制。以政、企、社三方协同协议为载体，明确各自的责任边界与行动清单，建立信息披露和效果评估体系。透明的共责机制能够降低相互猜忌，使企业的使命承诺从抽象的价值宣示转化为可检验、可追责的具体行动。

四、行动路径与制度保障

强化使命视域下的基层治理协同，需从三个方向协同推进。

一是引导企业使命升级。地方政府可通过政策引导、典型案例宣传和荣誉激励等方式，帮助企业在与社区长期互动中重新定义自身使命，使“扎根社区、服务本土”成为企业战略叙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从社区认同中汲取使命资源，不仅是治理责任，更是获取本地化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

二是搭建常态化协同平台。以街道、社区为空间载体，建立包含企业代表、居民代表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多方议事机制，将企业的资源供给能力与社区的真实治理需求置于同一协商框架内。平台化运作能够显著降低协同的交易成本，使分散的偶发合作逐步演化为稳定的制度协作。

三是完善激励相容的制度供给。制定企业参与基层治理的权责清单与激励清单，对参与度高、社会效益显著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信用加分、公共服务优先权等实质性支持。制度设计应实现使命驱动与利益兼容的双重动力结构，既不使企业参与沦为纯粹的道德义务，也不使其滑向纯粹的利益交换。

五、结语

企业使命不是宣传册上的修辞，而是连接企业行动与社会价值的认知坐标。在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进程中，使命的确立与践行能够推动企业参与从策略性应付转向战略性共建。需要强调的是，使命驱动并不否定利益机制的作用，而是在利益机制之上注入价值理性，使协同治理获得更加深厚的主体性与可持续性。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深化和基层治理制度的不断完善，使命视域下的政企社协同将释放出更大的治理效能，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