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协同失灵”始终是制约治理效能的突出瓶颈。条块分割带来的权责模糊、目标分散引发的执行偏移、信息孤岛造成的决策滞后,使得基层政府、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难以形成同向发力的行动闭环。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管理领域在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境时,围绕跨部门协作、资源整合与权责配置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协同治理方法论。若将企业管理的精细逻辑与基层治理的公共属性加以融合,或可为基层协同强化提供一条具有操作性的制度进路。
一、基层协同失灵的深层机理
基层治理的协同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部门间“不愿配合”的主观惰性,其根源在于制度设计层面的结构性缺陷。一方面,传统科层体制以纵向指令传导为核心,横向部门之间缺少常态化的信息交换与利益协调机制,导致各治理主体在任务执行中倾向于优先完成本部门考核指标,而非实现整体治理目标。另一方面,基层治理对象的高度异质性——从老旧小区改造到流动人口管理,从环境整治到矛盾调处——要求治理主体具备快速响应与弹性组合的能力,而科层制的刚性边界恰恰抑制了这种能力生成。加之社会力量参与渠道不畅,公众在多数治理场景中仍处于“被服务”而非“共治”的位置,使得协同体系缺乏最广泛的主体支撑。
二、企业管理协同的可迁移经验
企业在长期市场竞争中演化出的协同机制,本质上是对“如何将不同专业能力的人高效组合起来解决复杂问题”这一命题的组织化回应。首先是目标管理经验,企业通过战略解码将组织愿景逐层拆解为部门目标与个人KPI,确保每一层级的行动都指向同一个经营方向。其次是流程再造经验,企业围绕客户需求将各环节的职责、时限、质量标准写入操作规程,以流程整合取代部门壁垒。再次是激励机制设计,企业通过利润分享、项目奖金、晋升通道等工具使协作贡献与个人收益直接挂钩,将“要我协同”转变为“我要协同”。最后是不确定性管理经验,企业普遍采用风险准备金、弹性预算、跨职能应急小组等方式提升组织在动态环境中的调适能力,这种敏捷化逻辑对基层突发公共事件的响应具有直接借鉴价值。
三、目标共识:从“行政命令”到“共同愿景”
协同行动的前提是目标的一致性,但基层治理中的目标冲突往往源于各主体对“何为善治”认知坐标的差异。企业通过愿景管理与战略地图工具,将财务回报、客户满意度、内部流程、学习成长四个维度纳入统一框架,使不同部门在“创造客户价值”这一总命题下找到各自的贡献方位。基层治理可借鉴这一思路,建立以“居民获得感和满意度”为核心的地方治理目标树,将乡村振兴、治安维稳、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专项工作统一纳入该目标框架。具体操作上,可由上级党委政府牵头,联合各职能部门、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年度治理目标联审会,对跨部门任务采用“主责单位牵头+协作单位参与”的联合承诺制,将协同事项写入各单位的年度责任状中,以此克服“各自为政、各报其喜”的碎片化局面。
四、权责对等:以流程再造明晰协同边界
基层治理中推诿扯皮的一个重要诱因是权责配置的笼统化。许多跨部门任务在分解过程中只规定了“做什么”,却未明确“谁牵头、谁配合、按什么流程做、超过时限如何处理”,导致执行环节出现“责任虚位”的灰色地带。企业流程管理中的RACI矩阵(负责、批准、咨询、知会)提供了一种精确的权责分配模式。将该模型引入基层治理,可在不改变现有组织架构的前提下,对每一项跨部门治理任务绘制协同流程图:明确唯一责任主体(R),确定最终审批主体(A),识别需要咨询意见的专业部门(C),以及必须知会信息的关联部门(I)。例如,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推进工作中,住建部门可担任牵头责任方,规划、消防、城管等部门作为审批主体或咨询方,社区居委会作为信息沟通与居民意见汇聚的协调方,所有环节的办理时限和衔接标准均在流程图中予以公示。这一制度安排将抽象的“配合义务”转化为“可追责的流程节点”,使协同行为具有操作层面的刚性约束。
五、平台治理:以数字化工具重塑协作载体
数字化技术为基层协同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设施杠杆”。在企业实践中,ERP系统通过统一数据标准消除了部门间信息不对称的成本,协同办公平台则以标准化流程嵌入日常管理,保障了组织运行的透明性与可追溯性。基层治理亦应加快构建一体化的数字治理平台,打破政法、民政、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自建系统的数据壁垒。一方面,通过政务数据资源的目录化、标准化治理,使各治理主体在权限允许范围内共享基础数据,降低因信息反复采集而浪费的行政成本;另一方面,利用数字化流程引擎将群众诉求受理、任务派发、部门响应、结果反馈、评价监督全流程线上化,形成闭环管理。但必须清醒认识到,技术工具只是协同强化的载体而非归宿,若缺乏前述的目标共识与权责配置机制,数字化平台反而可能变成形式主义的“留痕工具”。因此,应当坚持“制度先行、技术赋能”的推进原则,使平台设计服务于治理流程优化,而非让治理流程迁就技术架构。
结语
企业管理与基层治理虽处于不同场域——一者面向效率与利润,一者面向公平与公共福祉——但在“如何组织多元主体共同完成复杂任务”这一组织学命题上存在深层共通性。将企业管理的目标对齐技术、流程再造工具和数字化协同经验有机融入基层治理制度设计,不是对公共治理逻辑的简单取代,而是以管理精细化弥补行政粗放化的短板。真正有效的基层协同强化,需要同时完成观念层面的共识凝聚、制度层面的权责重构和技术层面的工具升级,三者相辅相成,方能推动基层治理从“物理拼接”走向“化学反应”,从“各管一段”迈向“全链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