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也是矛盾最集中、需求最复杂的场域。近年来，随着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工会组织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其参与基层治理的功能定位日趋清晰。然而，工会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常面临“身兼多职、权责交织”“行政要求与群众期待错位”等结构性困境。如何从工会干部的视域出发，理解并强化基层治理中的协同机制，已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议题。
一、基层治理协同中的工会定位：从“配角参与”到“枢纽节点”
传统认知中，工会工作常被简化为发放福利、组织文体活动、调处劳动争议。但在基层治理的复杂系统中，工会其实处于一个独特的枢纽位置：向上承接党政部门的政策目标，向下联系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横向又与企业、社区、社会组织存在频繁的资源交换。这种位置决定了工会干部不能仅按科层制逻辑执行指令，而必须具备跨部门协调、资源整合和利益平衡能力。
现实中，不少地方工会已经探索出“工会+法院+人社”的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模式、“工会+社会组织”的服务延伸机制，以及“工会+网格化治理”的职工参与路径。这些实践表明，工会干部的协同能力，直接决定了工会在基层治理中是“在场”还是“缺位”。如果干部仅将自身视为行政链条的末端，工会就容易沦为“收发室”；反之，若干部主动将工会资源嵌入治理网络，工会便能成为激活职工自治、缓解基层冲突的“减压阀”。
二、协同不足的深层症结：干部能力与制度环境的双重约束
当前基层治理协同中的突出问题，往往表现为“协同意愿强、协同效果弱”。从干部视域看，这种落差源于多重因素：其一，能力结构单一。许多工会干部出身于行政或党务岗位，习惯于文件传达和活动组织，缺乏项目策划、数据分析、协商谈判等现代治理技能，面对职工诉求多元化时，往往只能诉诸“安抚”而非“解决”。其二，评价机制偏斜。基层工会干部的考核指标多聚焦于“建会率”“入会率”“活动次数”等可量化数据，而协同治理所必需的隐性工作——如长期沟通、关系维护、矛盾预警——难以被有效测量，导致干部精力向“短平快”任务倾斜。其三，权责边界模糊。工会参与基层治理时常面临“协助”与“主责”的界限不清，一旦协同事项出现问题，干部容易陷入“做了没权管、不做被追责”的尴尬境地。这些约束并非单纯靠个人努力能够突破，亟需制度层面的系统性回应。
三、强化协同的行动策略：能力重塑、机制耦合与工具更新
从工会干部的可操作维度出发，强化基层治理协同至少需要三条路径的同步推进。
首先是能力重塑。工会干部应超越“活动型”思维，补足协商能力、法律素养与数字技能。例如，在集体协商中，不仅要能够组织会议，更要懂得分析行业薪酬数据、评估企业承受能力、设计多方共赢方案。这要求将协商能力纳入工会干部培训的核心课程，并通过案例模拟、跨部门轮岗等方式提升实战水平。同时，工会干部还要学会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开展职工服务，从“给什么”转向“发现需求—设计项目—评估反馈”的完整闭环。
其次是机制耦合。协同不是临时抱佛脚，而要依托稳定的制度接口。工会应主动与街道综治中心、网格化管理平台、人民调解组织建立信息共享与联合行动机制，使工会的职工网络能够成为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例如，在劳资纠纷预警中，工会干部可通过日常走访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上报并参与调处，这样既能减少群体性事件风险，又能增强工会的话语权。同时，要推动将工会参与基层治理纳入地方社会治理的整体考核体系，明确协同事项的责任清单和响应时限，避免“协同”沦为“摊派”。
再次是工具更新。数字化手段为工会干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协同杠杆。通过建设职工需求数据库、工会服务小程序、线上协商平台，可以有效降低沟通成本，扩大覆盖范围。但数字工具要避免“重建设、轻运营”，干部需保持对线下人际互动的敏感度，防止治理协同被数据算法所异化。在技术赋能的同时，还需要保留面对面交流的“温度”，因为很多基层矛盾恰恰产生于数字沟通无法传递的信任缺失中。
四、协同治理中的价值坐标：以职工认同作为衡量标尺
讨论协同强化的最终目的，不是让工会成为行政体系的附庸，而是要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工会干部在协同过程中必须坚守一个价值坐标：治理成效不能仅以“上级满意”为标准，更应以职工是否感受到被尊重、被听见、被帮助为尺度。协同如果只是多部门联动“搞定”棘手问题，而忽略了职工的主体地位，那么即使流程顺畅，也不过是技术化的管控。
因此，工会干部应在协同中注重培育职工的参与意识和自治能力。比如在社区治理中，可以引导职工共同参与制定楼道公约、志愿服务规则，甚至参与公共预算的讨论。当职工从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共同体的一部分时，协同便获得了持续的内生动力。这也要求工会干部具备一种“赋权”的思维，舍弃控制冲动，容忍协商中的分歧与反复，在看似更慢的过程中积累更扎实的社会资本。
结语
基层治理协同的强化，既不在于增设多少机构，也不在于开发多少应用系统，而在于每一个具体岗位上的人能否在制度框架内发挥出足够的主动性。工会干部身处行政逻辑与社会逻辑的交汇地带，既是协同链条上的执行者，也是治理关系的建构者。面对新时代的多元诉求，唯有通过能力升级、制度松绑与价值校准，工会干部才能真正将“协同”从口号转化为治理效能，从被动配合走向主动共建。这不仅关乎工会自身转型，更关乎基层治理共同体能否扎实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