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人，是中国文化治理传统中一脉相承的教化理念，亦是当下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核心实践之一。近年来，各级政府与文化机构围绕以文化人部署了大量工作，投入了可观的资源，但从基层反馈与社会观感来看，其实际效果与应然期许之间仍存在明显落差。这种落差不只是执行层面“打了折扣”那么简单，更折射出文化育人系统内部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对之加以系统的检视与反思，凝练出具有学理深度与现实操作性的改进方向，既是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回应公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文化需求的责任所在。

一、以文化人的学理根基与时代境遇

“化”字是以文化人的灵魂所在。不同于知识教育倚重认知传递，以文化人更强调通过文化符号、文化场域与文化活动的整体浸润，唤起人的认同感与价值共鸣，在审美体验、情感涵育与生活实践中潜移默化地完成人格塑造。其作用机理是“以文化之”，即借助无形的文化力量调整、形塑人的内在精神结构。然而，进入数字社会之后，以文化人所面对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多元文化同时在场，价值观念的碰撞日益频繁，文化共识的凝聚变得更为复杂，育人的文化供给与价值筛选难度显著加大；另一方面，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方式日趋碎片化、圈层化，青少年的注意力与情感认同模式都在不断重构。这意味着，以文化人需要从“单一宣导型”转向“多维互动型”，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这也是检视其实践问题的基本背景。

二、以文化人实践中的梗阻分析

在诸多结构性矛盾中，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位是第一个需要正视的基础性问题。大量基层文化项目沿袭项目制、任务式供给逻辑，以完成指标为出发点，而非基于对受众文化心理、接受方式和兴趣点的深入研究。图书馆配书求全求新却与当地产业结构和人群阅读偏好不匹配；公益讲座邀请名家但选题“悬浮”于公众关心的事之外；社区文化活动同质化为文艺汇演，与居民的日常生活经验缺乏关联。这些现象背后是一个共同的认知盲区：以文化人不是把文化“送”给人群就万事大吉，而是要让文化资源进入到人的意义世界，与个体的经验、情感、困惑发生真实的勾连。缺乏这种勾连的文化活动，至多只能制造短暂的“在场感”，难以内化为长期的精神滋养。

与供需错位相伴生的，是内容生产的浅表化倾向，它持续侵蚀着以文化人的感召力。有些地方在推进文化育人的实践中，偏爱宏大叙事和视觉景观，追求活动的“场面”和“声量”，却忽略了对内容精神深度的开掘。一些所谓的文化IP缺乏原创性，一些主题教育活动停留在标语化、口号化的表层动员，既难以引发审美感动，也无法提供持续思考的价值资源。文化育人一旦陷入形式主义泥潭，其后果不只是资源浪费，更会加剧公众对文化活动的审美疲劳与心理疏离。更深层地看，浅表化反映出文化生产者在价值表达与艺术表达之间的能力断裂——既没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也没有将核心价值有机融入叙事结构的自觉。

如果说供给错位与内容浅表化还属于“怎么做”的范畴，那么主体性缺位则触及了“为谁做”“谁来参与”的根本命题。以文化人天然地预设着人与文化之间的双重互动——人在接受文化的同时也在创造文化。然而，当前相当多文化项目以“送文化”“教文化”为基本框架，将公众置于被动的接受者位置，群众的文化创造力、地方的在地文化资源没有被激活。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们对亲身参与创造的文化内容认同感最强、投入度最高。单向度“送达”式的文化育人，在信息闭塞年代尚有“开民智”的正当性，但在今天这个人人皆可生产内容的时代，这一模式已与公众的内在需求明显错位。

这些具体问题之所以难以破局，还在于系统层面的协同机制与评估体系未能同步跟上。文化部门、教育系统、宣传机构、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缺少制度化的衔接通道，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学校、社区场地各自为政，资源分散使用，难以构成连贯的育人链条。同时，现行考核体系过度依赖“活动场次”“覆盖人次”“满意度打分”等规模性指标，缺乏对价值认同、行为改变、精神成长等深层效果的跟踪评估。这导致基层单位宁可在易于量化的活动数量和媒体曝光上做文章，也不愿投入时间精力去做那些需要长期坚守才能见效的文化深耕工作。评价导向的偏差，反过来又固化了供给端的形式主义倾向。

三、以文化人的系统调适与路径优化

针对上述积弊，改进的逻辑起点在于重构供给范式，完成一场从“以我为主”到“以需为基”的转换。这意味着要建立健全公众文化需求调查机制，将人群细分为不同的文化圈层，依据其年龄、职业、兴趣和接受习惯开发适应性文化产品。数字技术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通过分析文化消费数据与参与行为，可以实现对个体文化偏好的动态把握，进而推动文化资源的智能化匹配与推送。但需求导向不等于一味迎合，而是在尊重受众起点的基础上设立“最近发展区”，让文化供给既有亲近感，又有提升感。

供给范式的转换，终归要落到内容品质的根基上。高水平的文化育人，必然建立在高质量的文化作品与文化体验之上。这不仅要求创作者具备扎实的艺术功底，更要求其具备将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叙事的叙事智慧，以及敬畏文化传播规律的自觉。好的文化产品应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审美的愉悦感、认知的启发性、价值的认同性。三者缺一便难以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以文化人”。因此，推动文化育人从泛泛“覆盖”向深度“抵达”转变，摒弃形式主义的错位政绩观，是改进工作最需要发力之处。

而无论是供给优化还是内容深耕，最终都必须以人的主体性回归为旨归。实践反复证明，最能打动人的文化往往不是外力“给予”的，而是在共同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因此，应当大力扶持民间文化社群、草根创作团队和社区文化能人，为他们提供资源、平台与制度保障；推动口述史采集、社区剧社、街区文化节等参与式项目，使公众在创作、展示、交流的过程中自觉接受文化的浸润和塑造。这种从“旁观者”到“共创者”的身份转变，将从根本上改变以文化人的效能结构。

当然，以文化人的系统纾解，无法绕开制度层面的保障与优化。建议在区域层面建立由宣传、文化、教育、社区治理等多方参与的文化育人联席会议制度，统筹调配资源，打通空间、内容与人才壁垒。在评估方面，则需要在传统显性指标之外，引入基于纵向追踪的行为与态度指标，借鉴社会学、心理学的成熟测量工具，对以文化人的长期效应进行动态观测，并将评估结果反馈到资源分配与方案优化之中，形成可持续的改进闭环。

结语

以文化人，本质上是时间的艺术。文化对人精神世界的涵育不像工程建设项目那样可以在短期内看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它需要持续地、耐心地灌溉。当前以文化人推进中暴露出的问题，既有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因素，也有系统自身演进的惯性束缚。正视问题、调适路径，以更加尊重人、贴近人、成就人的方式推动文化的浸润与转化，我们才能真正让文化之光照亮个体的成长之旅，让以文化人从一种治理想象变为可感知、可检验的文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