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正经历深刻的转型。人口流动加速、利益格局多元、数字技术渗透，使得传统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日益捉襟见肘。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与脆弱性并存，表现在“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条块矛盾，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与群众真实需求之间的错位。在此背景下，如何激活基层社会的内生动能，实现治理效能的系统提升，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本文认为，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关键，不在于单一的技术迭代或机构重组，而在于深度回归群众工作这一政治优势，并通过制度创新与机制重塑，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新格局。群众工作不仅是党的优良传统，更是新时期强化基层治理协同性的“黏合剂”与“导航仪”。唯有将群众路线内化为基层治理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才能实现从“被动管理”向“主动共治”的范式跃迁。

一、协同机制的结构性困境：从“碎片化”到“悬浮化”

基层治理的协同强化，首先面临的是体制性的结构性张力。在行政科层制下，各职能部门往往以“条”为主，强调专业分工与垂直管理，而街道、社区等基层单元则承担“块”上的兜底责任。这种条块分割在应对跨部门、跨界别的复杂社会事务时，极易产生责任推诿与资源内耗。例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涉及规划、消防、住建、城管等多个部门，若缺乏有效的横向协调机制，项目便可能长期搁置，群众的迫切需求无法得到回应。

更需警惕的是“悬浮化”倾向。部分基层干部习惯于在办公室里“遥控指挥”，依赖会议、文件、报表来推动工作，与群众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不断拉大。这种脱离实际的工作方式，导致政策执行与群众认知之间出现断层。治理者自认为“尽心尽力”，群众却觉得“隔靴搔痒”。当矛盾从萌芽期发展到爆发期，基层治理往往陷入“事后灭火”的被动局面，协同机制不仅未能前置化解风险，反而因信息不对称与响应滞后而失效。

因此，强化协同的第一步，不是简单地增设机构或加派人手，而是要穿透“条块壁垒”，让各级治理主体重新聚焦于“人”的需求。群众工作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坐标：它要求治理者必须下沉到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在同坐一张板凳、共话家长里短的过程中，感知社情民意，从而将分散的行政资源精准地配置到群众最需要的环节。这种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协同，比任何行政命令都更具内生动力与可持续性。

二、群众工作的时代转化：从“情感动员”到“参与赋能”

传统意义上的群众工作，侧重于情感联络与思想动员，如走访慰问、谈心谈话、矛盾调解等。这些方式在熟人社会中行之有效，但在流动性高、异质性强的现代城市社区，其效力正在减弱。群众不再仅仅满足于被“关心”，更渴望被“尊重”与“赋权”。他们希望参与到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社区事务决策中去，成为治理的主体而非客体。

因此，新时代的群众工作必须实现从“治民”向“民治”的深层转化。这意味着要将“协同治理”的着力点真正转移到群众参与上来。具体而言，应通过搭建制度化参与平台（如居民议事会、网格议事亭、线上社群等），将不同利益主体纳入公共事务的协商、决策与执行全过程。例如，在社区微更新、垃圾分类、停车管理等日常议题中，引入“参与式预算”或“提案大赛”机制，让群众自己提需求、定方案、评成效。在这一过程中，群众不仅是问题的提出者，更是解决方案的贡献者与监督者。

这种“参与赋能”式的群众工作，直接强化了治理的协同性。当群众的参与度与决策透明度成正比时，他们对治理行为的认同感与配合度会显著提升，从而有效降低政策执行中的阻力。此外，群众在参与中形成的自组织网络（如楼栋互助群、文体社团、志愿者队伍），本身就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毛细血管，能够迅速响应微小需求、化解邻里纠纷，成为行政力量的有力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群众工作与强化基层协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三、协同强化的实践路径：制度、技术与人本的三维融合

要实现群众工作视域下基层治理协同的实质性强化，必须构建系统化的路径体系。这需要从制度重构、技术赋能与人本逻辑三个维度同步发力。

第一，制度创新：构建“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责任链条。 要强化条块协同，必须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与信息共享平台。将群众工作纳入对职能部门的考核评价体系，倒逼“条条”部门主动向基层“块块”报到。例如，推广“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明确“吹哨”的触发条件与“报到”的响应时限，确保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有专人接、有机制推、有闭环管。同时，探索“街乡统筹+专业处置+执法保障”的综合治理模式，打破部门利益藩篱，形成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治理合力。

第二，技术赋能：以数字平台打通“最后一公里”的神经末梢。 数字技术为实现超大规模社会的精准协同提供了可能。应加快建设“一网统管”智慧治理平台，整合12345热线、网格化巡查、物业报修、信访投诉等多源数据，构建群众需求的“热力图”与“预警阀”。通过算法模型分析社情民意，变“被动承接诉求”为“主动发现预判”。但需警惕的是，技术应用必须服务于群众工作，而不是让干部成为数据报表的“奴隶”。应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辅助干部进行“靶向走访”，减少无效的填表负担，让人工智能跑腿、让干部多跑路，把更多精力用在面对面的群众交流上。

第三，人本逻辑：重塑基层工作者的角色与能力。 再好的制度与技术，最终都要靠人来实现。基层工作者应当回归“群众工作者”的本色，其核心能力不应仅是公文写作与政策传达，更应包括沟通协调、社会动员、情绪疏导、矛盾调处等软技能。因此，必须重构基层干部的培训体系，通过案例教学、实战演练等方式，提升他们与不同群体打交道、在复杂利益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的能力。同时，要建立健全容错纠错与正向激励机制，加大对基层干部的关爱力度，使其敢于担当、乐于作为。只有当每一位基层干部都成为连接群众与制度的“活性节点”，协同治理才能形成生生不息的动力。

结语

基层治理现代化绝非一蹴而就的蓝图勾画，而是一场在细微处着墨、在关系中重构的持久实践。群众工作与基层协同的深度融合，本质上是对治理逻辑的根本性回归——即治理的真正主体是人民，治理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人民。在未来，我们惟有更自觉地站在“群众工作”这一历史高地上，通过制度设计打破行政壁垒，通过数字赋能缩短响应距离，通过人本关怀激活社会共情，方能编织一张上下贯通、左右协同、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基层治理之网。这张网，既要有力度兜住风险底线，也要有温度包裹万家灯火。最终，我们要实现的不仅是治理效能的提升，更是一幅党群同心、邻里守望、和美共生的现代化社会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