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理论宣讲是打通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环节，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夯实治理根基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各地在宣讲队伍建设、形式创新等方面投入颇多，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讲的人津津有味、听的人昏昏欲睡”的现象仍未根本扭转。问题的症结之一，在于宣讲的针对性不足——内容供给与受众需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错位。换言之，基层理论宣讲面临的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准不准”。如何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变，成为提升基层宣讲质效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实践审视：当前基层理论宣讲针对性的三重缺失

从各地调研情况看，基层理论宣讲的针对性不足并非单一维度的缺陷，而是贯穿于内容生产、受众区分、话语转换全链条的系统性问题。具体而言，集中表现为以下三种形态。

其一，内容供给的“同质化”消解了“分众化”。部分宣讲稿存在“一套模板打天下”的现象，面对机关干部、企业职工、社区居民、农村群众，使用的案例、引用的数据、阐释的侧重点几乎别无二致。这种内容上的“无差别供给”，忽视了不同群体的认知基础、利益关切与政策敏感点，导致宣讲既无法回应当下之问，也难以解决现实之惑。

其二，需求把握的“经验化”替代了“科学化”。不少基层宣讲员在备课前缺乏系统的需求调研，往往凭借个人工作经验来“猜”听众想听什么。即便开展过问卷调查，也多止步于“听过没有”“满意与否”等浅层指标，缺乏对听众认知水平、知识结构、理解难点的深度分析。需求识别不清，针对性便失去了逻辑起点。

其三，话语表达的“书面化”阻隔了“生活化”。理论宣讲固然需要严谨准确，但若将文件语言、学术概念不加转化地照搬照念，便会在理论与群众之间竖起一道“话语围墙”。农民听不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增收的关系，工人不清楚“新质生产力”与自身技能升级的联系——这不是群众觉悟不高，而是宣讲者尚未完成从“政治文本”到“生活文本”的译码转换。

二、成因剖析：制约针对性提升的结构性因素

上述问题的形成，不能简单归咎于宣讲员个人能力不足，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机制性与结构性原因，需要从制度设计与运行逻辑层面加以审视。

从考核导向看，“完成导向”挤压了“效果导向”。当前对基层宣讲工作的评估，普遍以“开办多少场次”“覆盖多少人数”“报送多少信息”等数量指标为核心，而对“听众吸收了多少”“行为改变了多少”等效果指标缺乏可操作的测量工具。当“完成”成为硬约束而“质效”沦为软要求时，宣讲者自然倾向于选择“系统性全”的稳妥路径，而非“精准性高”的定制化方案。

从资源分布看，优质宣讲资源的供给能力与基层实际需求之间存在显著落差。县乡两级普遍缺少专业理论人才，宣讲任务多由基层干部、驻村工作队成员兼任。他们虽有贴近群众的优势，却往往缺乏学科背景和专业训练，难以针对不同群体进行深入浅出的因材施教。与此同时，上级宣讲团的送课下乡虽然水平较高，但多采取“巡回式”“大课式”安排，对地方具体场景的适配度有限。

从互动机制看，单向“灌输式”的宣讲定式仍未打破。受制于场地、时间及宣讲者主导地位的影响，多数宣讲仍以“台上讲、台下听”为主要形态。听众即便有疑问、有诉求，也缺少即时反馈和双向对话的通道。缺乏反馈机制的宣讲，本质上是一次性的“信息投递”，而非持续互动的“意义建构”，这种结构决定了宣讲者无法根据听众的真实反应调整内容节奏与侧重。

三、优化路径：构建精准化宣讲的现实进路

增强基层理论宣讲的针对性，关键在于推动宣讲范式从“供给主导”向“需求牵引”转型，在精准识别、精准供给、精准表达的协同发力中实现质效跃升。

第一，做实“需求画像”，以调研精准化支撑内容精准化。要将前置调研作为宣讲备课的“规定动作”，综合运用座谈走访、问卷调查、网络留言分析等手段，摸清宣讲对象的职业背景、文化程度、关注焦点及政策盲区。在此基础上，建立分类别的“受众需求数据库”，按照机关干部、企业职工、青年学生、农民群众等群体标签，动态更新其思想动态与利益诉求，为“一类一策”“一单一案”提供依据。调研不是一劳永逸的，基层群体结构在变、关心的热点在变，需求画像也必须保持常更常新。

第二，推进“模块化备课”，以内容菜单化响应需求多元化。让每位宣讲员针对所有群体准备讲稿，既不现实也无必要。更可行的路径是，由地市级以上宣传部门牵头，组织骨干力量围绕重大主题开发“基本理论模块+行业应用模块+地方案例模块”的复合课程包。宣讲者根据受众类型，在核心理论框架不变的前提下，灵活选取匹配的经济数据、民生案例和政策落点。例如，宣讲“共同富裕”时，面向农村群众侧重讲清惠农补贴、产业帮扶的底层逻辑；面向企业经营者则侧重阐释分配机制与营商环境的改善路径。同一主题，不同切口，方能各取所需。

第三，推行“对话式宣讲”，以互动即时性增强回应有效性。要逐步压缩单向讲授在宣讲整体时长中的比例，借鉴“板凳课堂”“圆桌会谈”等微宣讲形式，将更多时间留给听众提问和讨论。设置“你问我答”“政策点单”等环节，鼓励群众结合自身实际提出问题，宣讲者现场回应。为弥补现场答疑的能力局限，可建立“疑难问题收集—专家团队会诊—集中回复反馈”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个问题都有回音。唯有让受众从“被动接收端”转变为“主动参与端”，宣讲才能真正进入对方的思想语境。

第四，改进“效果评估”，以多维考核引导精准实践。应逐步降低数量指标在宣讲考核中的权重，探索建立“认知—态度—行动”三层次的效果评价体系。既可通过短问答、微测验了解听众对核心观点的即时掌握情况，也可在宣讲后一段时间内进行随访，考察相关理念是否进入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决策。同时，将听众评价、二次传播率（如是否主动向他人转述、转发）等纳入考核参考，以“有没有人听进去、有没有人用起来”作为衡量宣讲质效的硬标准。

第五，赋能“基层骨干”，以能力建设保障乡土化表达。上级部门应通过集中轮训、集体备课、巡回指导、优秀讲稿共享等方式，帮助基层宣讲员提升“翻译”能力——将政治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将学术逻辑转化为经验逻辑。鼓励宣讲员运用方言俗语、身边故事、地方文艺形式开展创作，让理论在“沾泥土、带露珠”的表达中自然抵达人心。

结语

基层理论宣讲的针对性，既是方法论问题，更是价值论问题。它拷问着我们是否真正将“为了群众”作为宣讲的逻辑起点，是否真正将“依靠群众”作为宣讲的路径选择。从“大水漫灌”走向“精准滴灌”，需要的不仅是技巧层面的改良，更是理念层面的革新——将宣讲从“完成任务的宣讲”升维为“解决问题、沟通心灵的宣讲”。唯有在需求识别中见精细、在内容供给中见差异、在话语转换中见温度、在效果检验中见实效，基层理论宣讲才能在时代的考场中，交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