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其效能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近年来，随着单位制解体与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基层社会呈现出利益诉求多元化、劳动关系复杂化、治理主体碎片化等特征。在这一背景下，工会组织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其参与基层治理的功能亟需被重新审视与激活。传统的工会建设往往局限于企业内部的维权与福利范畴，与社区治理、区域治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功能区隔。然而，劳动关系矛盾的外溢效应、新就业形态群体的组织真空以及基层矛盾调解的专业化需求，正将工会推向基层治理的前台。本文旨在从工会建设的视角出发，探讨如何通过组织创新、机制重构与资源整合，实现工会组织与基层治理体系从“物理嵌入”向“功能共生”的深度协同，进而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可行路径。

二、工会参与基层治理的逻辑必然性

工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与现实依据。从组织属性看，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天然具有联系广泛、扎根基层、触角灵敏的优势。在基层社会，企业工会、行业工会与社区工会构成了一张覆盖不同劳动群体的网络。这张网络不仅能感知劳资矛盾的微观脉动，也能捕捉社区治理中的劳动关系风险。从制度安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明确要求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本职责，而这一职责的履行场域正逐步从企业车间延伸至社区生活圈。职工的居住、消费、子女教育、社区参与等非生产性事务，已构成其整体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工会参与社区层面的公共事务协商、纠纷调解、政策倡导，既是维权职能的自然延伸，也是服务职能的深化拓展。从现实需求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等群体在基层治理中往往处于边缘位置，传统的社区管理难以有效覆盖其诉求，而工会通过建会入会、集体协商、法律援助等方式，能够为这些群体提供制度化的表达渠道，从而补齐基层治理的参与短板。

三、当前工会与基层治理协同的结构性张力

尽管工会参与基层治理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在实践中，两者之间的协同仍面临显著的结构性张力。其一，组织定位的错位。不少地方工会仍然偏重“福利工会”“活动工会”的传统角色，工作重心集中在节日慰问、文体竞赛、劳模评选等常规事务上，对社区治理中的重大公共议题缺乏介入意愿与能力。工会干部习惯于在企业内部开展服务，缺乏与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横向联动的经验与机制。其二，资源与权限的局限。基层工会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会，普遍存在经费不足、人员兼职化、话语权薄弱等问题，难以在社区协商中形成有效影响力。即便有意参与治理，也往往因缺乏制度性授权而沦为“配角”或“参与者”而非“推动者”。其三，治理逻辑的差异。工会工作遵循“代表—维护—服务”的内生逻辑，而基层治理则依赖“行政—协调—管控”的外在逻辑。两者在目标排序、行动节奏、评价标准上存在差异，导致合作中容易出现“两张皮”现象：社区需要工会协助维稳时，工会可能因顾虑职工利益而回避；工会希望社区支持职工服务时，社区可能因资源有限而应付了事。

四、以组织力提升为基点的工会建设路径

破解上述张力的关键，在于以工会组织力提升为基点，实现自身的“强身健体”。组织力是工会参与治理的基础能力，具体体现为覆盖力、凝聚力、服务力与协商力四个维度。在覆盖力方面，应当打破传统按单位建会的单一模式，探索在楼宇、商圈、市场、物流园区等新型空间建立区域性、行业性联合工会，尤其要加大对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群体的组织吸纳力度，确保基层治理中的劳动群体“有人代表”。在凝聚力方面，工会需要通过精准服务增强会员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例如，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立“职工驿站”、开展暑托班、职业培训、心理疏导等服务项目，使工会从“一年见一次”转变为“日常可感知”。在服务力方面，要推动工会工作信息化、智能化转型，利用大数据分析职工需求，提供普惠性与精准化相结合的服务，避免“一刀切”式的活动堆砌。在协商力方面，工会应当着力提升集体协商与民主管理的专业化水平，特别是在社区层面的劳资纠纷调解、企业搬迁引发的职工安置、社区商业体与居民的噪声矛盾等复合型问题中，工会要能够充当专业的调停者与利益协调者。

五、构建“制度—资源—行动”三位一体协同机制

在工会自身建设强化的基础上，实现与基层治理体系的深度协同，需要构建“制度—资源—行动”三位一体的运行机制。制度协同是前提：推动地方党委政府将工会参与基层治理纳入相关条例或实施意见，明确工会列席社区联席会议、参与重大决策听证、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等法定身份与权限。例如，在社区治理委员会中设立职工代表席位，由工会推荐产生，确保劳动关系议题在社区决策中被常态化讨论。资源协同是关键：探索建立“工会—社区”资源双向开放机制，工会的活动阵地、培训资源、法律援助团队向社区居民开放，社区的公共空间、信息平台、行政资源也向工会倾斜。通过资源共享降低双方运行成本，提高服务效率。行动协同是落脚点：围绕矛盾调解、劳动法律监督、困难职工帮扶、职工志愿服务等具体领域，设计联合行动项目。例如，工会与司法所共建“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与企业、社区共设“职工互助基金”，在文明城市创建中组织职工志愿服务队。通过项目化运作，让协同从文件走向实践，从偶发走向常态。

六、数字化转型赋能工会参与治理现代化

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为工会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一方面，工会可以利用“智慧工会”平台，建立职工诉求在线收集、分析、反馈系统。通过大数据画像识别职工群体中的共性矛盾与潜在风险，提前预警并向社区治理部门报送研判信息，实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治理的转变。另一方面，数字化手段降低了工会参与社区协商的门槛。线上投票、在线议事、电子投票等工具使得分散在不同企业、不同班次的职工能够便捷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与决策，扩大了治理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此外，区块链技术在工会经费与福利发放中的运用，有助于提升资源使用的透明度，增强职工对工会的信任，进而提升工会在社区治理中的公信力。然而，数字化转型也需警惕数字鸿沟问题，尤其是针对老年职工、低技能劳动者、农村务工人员等群体，工会应当保留线下服务渠道，确保技术赋能不变成技术排斥。

七、结语

工会建设与基层治理的协同强化，绝非简单的机构合并或职能叠加，而是一场涉及组织定位、权力结构、服务逻辑的深层变革。工会必须从传统的“单位保护者”转型为“社区共建者”，从被动的“福利分发者”升级为主动的“治理参与方”。这不仅需要工会系统自身的改革创新，更需要党委政府的顶层设计、制度供给与资源支持。展望未来，随着新就业形态的持续壮大和基层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演化，工会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将愈发重要。只有真正实现工会建设与基层治理从“物理嵌入”走向“功能共生”，才能构建起既有温度又有韧性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夯实最广泛、最坚实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