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深刻重塑了劳动力市场的组织形态。以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规模迅速壮大，已成为城市运行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这一群体普遍面临劳动关系灵活化、工作方式弹性化、组织归属弱化等多重特征，传统的以单位制为依托的党建和组织工作逻辑受到根本性挑战。如何在流动散逸的新业态中重新凝聚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成为新时代基层党建必须回应的紧迫命题。群众组织力，作为党的看家本领，在新就业群体党建场域中正经历着从“单位组织”向“空间生产”的范式转换。本文立足现实审视与工作观察，尝试对这一转换过程中的张力与探索作一系统分析。

一、从“单位人”到“平台人”：群众组织力发挥的现实基点

理解新就业群体党建中群众组织力的困境，首先需要把握该群体的结构性特征。不同于传统产业工人与用人单位之间稳固的劳动合同关系，新就业群体多通过平台企业接单作业，在劳动时间、地点乃至过程上具有高度自主性与碎片化。他们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体制内”职工，也难被简单归入某一行业工会或社区单位。这种“去组织化”的生存状态，使党组织的传统动员网络——依托国企、机关事业单位、村居两委层层延伸的组织链条——出现了明显的触达缝隙。

换言之，群众组织力的基点正在发生位移。当劳动者不再固定隶属于某个“单位”，而是流动于平台算法所编织的劳动场域中，党的工作就不能再单纯依靠既有建制进行“体内循环”，而必须走向平台、走进站点、走入街区。组织力生成的前提，是对这一群体生产样态与生活逻辑的精准把握：他们需要什么、在哪里聚集、以何种方式获得认同。只有将组织触角嵌入其真实的活动空间，才谈得上有效的联系与动员。

二、现实张力：群众组织力释放的结构性制约

从实际工作推进看，新就业群体党建中的群众组织力发挥仍存在多重结构性张力，集中表现为四组矛盾。

其一，组织覆盖与有效联系之间的落差。各地普遍推进了快递物流、外卖配送等行业的党组织组建，平台企业党委、行业党委相继挂牌，实现了“组织有形覆盖”。但覆盖并不自动转化为联系。许多党员骑手、司机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停留在“找得到人”层面，缺乏日常性、情感性的互动纽带。支部建在“云上”容易，活动落到“地上”困难，组织生活形式化、边缘化倾向不容忽视。

其二，平台逻辑与党建逻辑之间的对接困难。平台企业以效率与算法为核心运转逻辑，对党组织活动的配合多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或综合治理压力，往往缺乏内生动力。党建工作者进入平台企业内部，既难以干预其劳动管理与分配规则，也难以借助平台的数据资源精准识别和联系从业群体。由此，党建在平台场域中常处于“外挂”状态，无法真正嵌入生产关系的核心环节。

其三，群体流动性与组织稳定性之间的悖论。新就业群体职业流动性极高，今日在城东送餐，明日可能转向城西跑腿。党员组织关系频繁转接、教育管理难以经常化，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更是面临周期上的现实困难。传统的“固定党日”“集中学习”等制度安排在高度弹性化的劳动节奏面前，常常出现时间错位与空间悬隔。

其四，资源供给与需求多样化之间的错位。目前各地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服务资源，多集中于饮水、热饭、充电、歇脚等基础性关怀。这类举措有效解决了部分现实痛点，但尚未触及劳动关系保障、职业伤害保险、技能提升通道、城市融入等深层次权益诉求。党建引领如果仅停留在“送温暖”层面，则难以在根本意义上赢得群体的价值认同，群众组织力也容易沦为浅表化的福利供给。

三、工作观察：基层实践中的组织力生长点

尽管面临上述张力，基层在探索过程中仍积累了富有启发性的经验，展现出群众组织力新的生长空间。

一是组织形态的“链式”重构。不少地方打破传统的属地管理界限，依托平台企业总部、加盟网点、仓储分拣中心、骑手驿站等实际节点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将组织嵌入劳动链条的各个端口。由此，党员在哪里聚集，组织就延伸到哪里。一些城市还探索由平台企业党组织与所在街道社区党组织“双重管理”的模式，有效弥合了平台用工与属地治理之间的边界。

二是服务阵地的“功能”升级。从最初的“暖心驿站”到集党建活动、政策咨询、法律援助、技能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部分地区的服务空间已实现从“空间供给”向“功能供给”跃迁。通过与工会、人社、司法等部门联动，将解决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纳入党建服务清单，使群众在获得实质性帮助中感知党组织的存在与温度。

三是参与机制的“治理”转化。一支由党员骑手、党员司机组成的“流动网格员”“城市哨兵”队伍，正在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他们利用走街串巷、进出楼宇的职业便利，协助反映安全隐患、传递民情信息，在突发事件中发挥预警和响应作用。这种参与不是简单的“义务劳动”，而是党组织赋予其身份意义和社会价值的组织化过程。当新就业群体从“被管理对象”转变为“治理参与者”，其主体意识和归属感显著增强，组织力在参与中自然生成。

四、深化方向：在服务与认同中重塑组织力

面向未来，提升新就业群体党建的群众组织力，必须超越单纯“建组织”的思路，转向以服务赢得信任、以认同凝聚力量的系统路径。

首要的是推动工作重心下沉到劳动现场。党组织要主动进入新就业群体的生产空间，倾听其在收入分配、劳动安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真实诉求，并以组织化渠道推动问题解决。唯有将维权与服务结合起来，党建才能真正获得群众的信任基础。其次，要善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组织运行。依托平台企业的技术条件，构建线上学习、云端议事、电子志愿者注册等数字党建场景，使流动中的党员和群众能够便捷地参与组织生活与集体行动。第三，需要在制度层面探索新就业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长效机制。明确其作为“移动探头”“应急力量”的权利义务边界，建立相应的激励保障和表彰体系，使参与成为一种可持续的荣誉驱动和价值实现。

结语

新就业群体党建的根本课题，是党如何在新的劳动形态中重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群众组织力既非简单的“组织覆盖”指标，也非单向的“吸引入会”工作，而是一个在服务中建立信任、在参与中塑造认同、在认同中激发行动的动态循环过程。当前基层的实践探索表明，只要真正走进新就业群体的生产现场与生活世界，找到组织逻辑与劳动逻辑的交汇点位，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力便能在流动的时代重新扎根、生长。这不仅关乎一个群体的党建覆盖，更关乎党在数字经济时代执政基础的重铸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