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根基在于全民法治素养的培育，而高校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建设的中坚力量，其法治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法治社会的成熟度。近年来，各高校普遍将法治教育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但实践中仍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知识轻思维、重灌输轻参与等突出问题。学生在模拟法庭、法律讲座等活动中看似活跃，但规则意识、程序正义观念尚未真正内化为行为准则。与此同时，校园贷纠纷、学术不端、网络侵权等涉法事件频发，暴露出法治教育在风险预防与价值引导方面的短板。本文基于对多所高校法治教育实践样态的观察，系统分析其功能作用，并围绕提升教育质量提出可操作的路径建议，以期为深化高校法治教育改革提供参照。
一、高校学生法治教育的功能定位与现实效能
（一）知识传递：从法律条文的识记到规范体系的建构
传统法治教育侧重法律基础知识的讲授，使学生了解宪法、民法、刑法等基本框架。然而，功能不应止于记忆法条。高质量的法治教育应帮助学生建立“规则—权利—义务—救济”的逻辑链条，理解法律并非孤立条文，而是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例如，在讲授合同法律关系时，引导学生分析校园兼职中的违约责任、网购纠纷的举证责任，使抽象规范与具体情境对接，避免“学完即忘”的尴尬。唯有如此，知识传递才能升华为认知结构的重组。
（二）价值引导：法治思维与公民道德的深度耦合
法治教育的深层功能在于塑造学生的价值体系。公平、正义、诚实信用等法律原则本身就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实践中，部分高校仅将法治教育视为“普法任务”，忽略了其对道德内化的催化作用。事实上，通过分析正当防卫、个人信息保护等争议案例，可触发学生对自由与秩序、权利与义务的思辨，从“知法守法”迈向“崇法尚德”。这种价值引导具有预防性：当学生内化了规则正义，便不易陷入学术造假、数据滥用等失范行为。
（三）能力培养：权利主张、风险规避与参与治理
法治教育还应赋予学生可迁移的生活能力。一是权利主张能力：知晓在劳动实习、消费维权、人身伤害中如何收集证据、寻求援助。二是风险规避能力：识别校园贷陷阱、电信诈骗中的法律漏洞，提前预判后果。三是公共参与能力：通过模拟立法听证、社区法律咨询等实践，让学生体验程序民主，理解法治是多元利益平衡的产物。当前许多高校的法治教育停留在“被动听讲座”层面，缺乏对学生主动应用能力的训练，导致“学而不会用”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当前高校法治教育实践中的主要短板
（一）课程设置碎片化，缺乏体系衔接
多数高校仅开设一门公共必修课《思想道德与法治》，且课时压缩，内容覆盖宽泛但深度不足。选修课如“经济法”“环境法”多为法学专业开设，非法律专业学生接触有限。课程之间缺少关联设计，例如合同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之间本应形成知识闭环，但实际教学中相互割裂。这种碎片化导致学生难以建立法治知识的网络化结构，更无法应对综合性现实问题。
（二）教学方法偏重宣教，互动性与思辨性不足
尽管案例教学、模拟法庭等模式已被广泛尝试，但受制于大班课、学时紧张等客观条件，多数课堂仍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仅扮演被动听众。即便引入案例，也常是结论先行，缺乏引导学生自主辩论、角色代入的环节。部分高校的法治实践活动流于形式，如“法律知识竞赛”偏重记忆不如分析，“法治情景剧”剧本雷同且脱离真实法律逻辑。正因缺乏深度交互，学生法治思维的形成速度远低于预期。
（三）资源支撑乏力，师资与平台存在结构性短缺
承担法治教育的教师多为思政课教师或辅导员，虽熟悉思想政治教育，但法律专业背景较薄弱，对最新司法解释、司法动态及实务操作把握有限。校外法律实务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律师）参与度不稳定，多为一次性讲座，难以形成持续影响。同时，模拟法庭实验室、法律援助工作站等实体平台在许多高校尚未建立或利用率低，线上法律资源库建设滞后，学生缺乏沉浸式体验的载体。
三、法治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路径
（一）重构课程体系：从“单门必修”到“模块化贯通”
建议高校构建“基础必修+领域选修+实践模块”的课程架构。基础必修课聚焦法治精神、法律原则与公民基本权利义务，压缩单纯法条罗列；领域选修可按学生专业分流，如工科学生增设“知识产权与科技伦理”，经管学生侧重“商事法律与合同风险”，医学学生嵌入“医疗法律与患者权益”；实践模块则包括模拟立法、法律诊断、社区普法等学分制环节，打通“学—思—用”链条。同时，将法治教育融入思政课、通识课及专业课，如“工程伦理”课程中植入技术合规审查训练，实现法治素养的全方位渗透。
（二）创新教学模式：强化案例思辨与情境体验
改变单向输入，转向研讨式、问题导向式教学。选取校园及社会真实案例（如网络暴力、数据泄露、学术抄袭等），引导学生进行法律定性、举证责任分配、判决预测等练习，而非简单给出结论。推广“对抗式”模拟法庭，让学生分别担任原告、被告、法官、律师等角色，在角色代入中体会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张力。此外，可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构建“法治情景实验室”，模拟报警纠纷、合同签署、法庭辩护等场景，增强沉浸感。每学期应设有不少于两次的辩题式法治沙龙，邀请法学专家与实务人士与学生进行平等对话。
（三）夯实师资支撑：培育“专兼融合”的法治教育队伍
一方面，加强对现有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的法律专项培训，鼓励其参与司法实践跟岗、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学习，补齐专业短板。另一方面，建立校外法治导师库，引入法官、检察官、公职律师、仲裁员等担任兼职导师，每学期定期开设案例研讨课或法律诊所。同时，构建“青蓝结对”机制，由资深法律实务工作者指导青年教师研发教案、设计实践活动，提升教学团队的整体专业水平。学校还应设立法治教育研究专项基金，支持教师开展教学改革实验。
（四）拓展实践载体：构建校内校外联动的法治育人网络
校内层面，建设“法治微空间”——包含法律咨询室、图书资料区、网络普法展陈屏，定期举办“法治开放日”，邀请学生旁听真实庭审（线上或线下）。利用校园媒体（公众号、短视频平台）推出“以案说法”专栏，由学生团队采编，教师指导，实现朋辈教育。校外层面，与地方法院、检察院、律所共建“法治见习基地”，组织学生参与法律援助志愿服务、社区矛盾调解、普法社会调查等。同时，引入“法治素养档案”制度，记录学生在课程学习、实践活动中的法治能力提升轨迹，并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参考。
四、结语
高校法治教育绝非孤立的知识传递，而是一项系统性的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与社会化过程。当下，大学生面对的法治议题从未如此复杂：从算法歧视到深度伪造，从数字遗产到生物伦理，传统教育模式亟需迭代。观察实践发现，高质量法治教育的实现，依赖于课程体系的贯通设计、教学方法的深度创新、师资队伍的专兼融合以及实践平台的立体建构。唯有跳出“讲座+考试”的旧框架，走向“认知—思辨—行动”的闭环，才能使学生真正成为法治的信仰者、践行者与捍卫者。未来，高校应主动对接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需求，将法治教育从短板转化为育人优势，为法治中国建设输送更多具有规则意识与理性精神的时代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