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德育与治理的相遇何以成为时代命题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道德教化与价值涵育的基础场域。近年来，随着基层治理重心下移，以德育人不再局限于学校教育的围墙之内，而是逐步进入社区治理的日常操作层面。无论是文明家庭评选、道德讲堂开设，还是居民公约修订、志愿服务积分兑换，均体现出道德建设与治理行为深度耦合的尝试。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德育嵌入治理常出现目标泛化、手段单一、成效悬浮等问题，亟待从机制层面进行系统反思。

本文基于对多个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的持续观察，尝试梳理以德育人嵌入社区治理的现实样态，分析其内在张力，进而提出具有操作性的优化路径，以期为基层治理中德育功能的充分发挥提供参考。

二、实践观察：德育嵌入治理的三种典型形态

从当前社区治理的运行逻辑看，以德育人的嵌入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规则嵌入：德治要素写入治理文本。许多社区在修订居民公约、小区管理规约时，将邻里互助、孝老爱亲、垃圾分类等道德要求纳入条款。比如在某街道的居民公约中，明确写入“文明养犬”“不占用消防通道”等细则，并赋予其一定的约束力。这种文本层面的嵌入，使道德规范获得了治理规则的形态，为后续执行提供了依据。

其二，活动嵌入：以主题活动承载道德教化。道德讲堂、家风家训分享会、“最美家庭”评选、青少年志愿服务等已成为多数社区的常规动作。这些活动以具象化、仪式化的方式传递主流价值，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参与性。部分社区还尝试将德育活动与积分制管理挂钩，居民参与活动可获得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从而提升参与动力。

其三，组织嵌入：党员和骨干发挥示范引领。不少社区依托党员“双报到”机制，推动党员在楼栋治理中亮身份、作表率。党员骨干牵头组建邻里纠纷调解队、环境保护志愿队等自治组织，以示范行为影响带动周边居民。这种以“关键少数”撬动“绝大多数”的做法，是德育功能通过组织化途径发挥作用的典型表现。

三、现实张力：嵌入过程中暴露的结构性难题

尽管上述实践呈现出丰富样态，但观察中也发现若干不容回避的问题。

首先是“重活动、轻日常”的碎片化倾向。不少社区的德育工作以举办活动为核心抓手，活动期间氛围浓厚，活动结束后则回归常态。道德教育难以融入日常交往、邻里互动、矛盾化解等微观治理过程，导致影响力难以持续。居民参与往往出于积分兑换或行政动员，而非发自内心的价值认同。

其次是“重约束、轻协商”的单向化问题。部分社区在制定居民公约时，多由社区两委起草、上级审核、居民代表表决通过，普通居民的意见表达并不充分。契约本应是居民共同意志的体现，但在实际操作中，它更接近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工具。当规则缺乏充分的协商过程，个体对规则的内在认同度便会下降，德治的“软约束”效果也就大打折扣。

再次是“重典型、轻普遍”的示范效应递减。评选“最美家庭”“社区好人”等典型选树活动，确实能发挥正面引导作用。但如果过度依赖典型带动，而忽视对普通居民日常善行义举的及时回馈与正向激励，就容易产生“典型是典型、我是我”的心理距离。尤其在陌生人社区中，居民之间缺乏长期交往和熟悉度，榜样的感染力有限。

最后是“重行政考核、轻居民感受”的内卷化隐患。在基层减负尚未完全落地的背景下，部分社区的德育活动实际上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应付检查考核。活动台账做得精美，但对居民价值观的实际影响缺乏评估。这种“对上负责”的路径一旦固化，德育就容易沦为形式主义的新载体。

四、优化思路：从“嵌入”走向“融入”的机制重构

破解上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增加更多活动或出台更多文件，而在于将德育从外部植入式的“嵌入”，转化为内生融合式的“融入”。具体可从以下四个维度展开。

第一，以协商共识为基础，构建德治规则的合法性基础。居民公约也好，楼道文明守则也罢，都应当经历充分的居民讨论和协商过程。社区可以运用“开放空间技术”或“社区议事会”等方法，让居民围绕公共议题进行对话，在碰撞中形成共识。唯有居民自己参与制定的规则，才更容易转化为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同时，规则的执行应坚持公平、透明、一致的原则，避免选择性执行消解规则的公信力。

第二，以日常生活为场域，推动德育场景向“微治理”延伸。德育不必每次都举行大活动，更应渗透到具体而微的日常交往中。比如，邻里因噪音、漏水产生矛盾时，调解过程既是一个纠纷解决过程，也是一个道德教育过程。调解员在沟通中引导双方换位思考，帮助其理解公共生活的边界和责任，这就是最生动的德育。社区应当培养楼栋长、调解员、网格员在日常服务中润物无声地传递道德价值的能力，使德治融入矛盾化解、环境维护、安全巡查等具体治理细节。

第三，以互惠机制为纽带，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德治不能只停留在号召和倡导层面，更需要借助互惠机制使善行得到正向反馈。除了常见的志愿服务积分之外，可以探索建立“时间银行”“邻里互助券”等制度，将居民的志愿服务时间存储起来，在自身需要时换取他人服务。这种制度化的互惠，既尊重个体的合理利益，又在交往互动中培育信任和公共精神。关键是要保证制度运转的可持续性，避免因管理和维护不力导致制度空转。

第四，以评估反馈为导向，建立长效改进机制。社区德育工作应建立以居民感受和道德行为变化为核心的评估体系，而非仅以活动场次、参与人数作为考核标准。可定期开展居民道德状况问卷调查、社区信任度测评和志愿服务参与率统计，用数据反映德育的真实效果。将评估结果与下一阶段的治理规划相衔接，形成“实践—评估—改进”的闭环，使德育工作可持续地迭代优化。

五、结语

以德育人嵌入社区治理，既是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重塑社会道德生态的基础工程。观察显示，当前许多社区已具备“德治”的意识和实践雏形，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德治共同体”仍有距离。未来的关键不在于增加多少活动载体或制度文本，而在于转变治理理念——将居民视为道德建设的主体而非对象，将德育融入日常生活而非外在附加，将价值认同建立于公共协商和互惠交往之中。唯有如此，立德树人方能在社区治理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成为推动基层善治的持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