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底层工程。伴随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迁，基层治理主体由单一行政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治。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兼具政治性、群众性与社会性多重属性，在基层治理格局中拥有不可替代的结构性位置。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组织层面工会功能的发挥，对工会会员作为治理主体如何参与基层治理的逻辑阐释与实践考察尚不充分。本文基于会员视域，审视工会协同基层治理的内在机理与现存短板，进而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强化路径。

一、工会嵌入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时代站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关系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重塑了基层治理的基本生态。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持续扩大，劳动关系呈现出构成复杂化、矛盾显性化、化解诉求多元化等新特征。在单位制管理松动的背景下，工会组织作为劳动关系协调的重要制度装置，其参与基层治理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显著提升。

从制度功能来看，工会嵌入基层治理的逻辑基础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工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集体协商、厂务公开等民主管理制度，将劳动关系中的冲突性议题转化为制度化协商议题，从而降低基层治理的对抗性成本。其二，工会依托基层组织网络，实现职工诉求的前端收集与传导，增强了治理体系的信息感知能力。其三，在群团改革背景下，工会协同社会组织开展服务职工、维护权益的行动，延伸了基层治理的末梢触角。

然而，单纯强调工会组织的参与仍不够充分。组织功能的发挥最终须经由会员个体才能获得真实实现。工会会员是工会一切功能之根本，倘若会员在参与中缺位，工会的治理效能便沦为一种悬空的组织表述。

二、会员主体性与基层治理协同的内生根基

会员主体性，是指工会会员在参与工会活动与基层治理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主动性、自主性与效能感。它是一个关乎治理质量的核心变量。在基层治理协同格局中，会员既是治理的对象，更是治理的主体。将工会会员从“被代表”“被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转化为“能表达”“能协商”“能监督”的积极行动者，是工会协同治理效能提升的根本要求。

从理论上看，会员主体性的发育水平直接影响基层治理协同的深度。如果会员缺乏参与意愿和能力，工会组织的协商成果难以转化为基层治理层面的公共决策，矛盾化解的成效也容易停留在个案层面。反过来，当会员具备充分的主体性和参与能力时，工会便能借助会员个体散布于社区、企业、行业的网络节点，形成覆盖全域、触角灵敏的治理信息通道。

此外，会员主体性还赋予基层治理以正当性与合法性。在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社区治理、劳动政策、公共资源配置等议题上，一线会员的直接参与，使决策过程更加公开透明，也使治理结果更易获得群众认同。这正是协同治理从形式性参与走向实质性参与的关键所在。

三、工会协同基层治理的现实堵点与深层困境

肯定工会组织化参与的价值固然重要，也应清醒看到当前工会协同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诸多阻碍会员主体性发挥的结构性短板。

其一，行政化惯习侵蚀民主参与活力。部分基层工会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工作模式，将重心放在完成上级任务指标上，忽视会员的真实需求与利益表达，导致职代会、民主协商等制度空转，会员参与感薄弱。

其二，参与渠道的制度化供给不足。在传统国有企业中，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相对成熟，但在非公企业、新就业形态领域，工会组建率与有效覆盖率仍显不足，会员缺乏稳定、透明的参与路径，群体利益诉求往往诉诸非制度渠道。

其三，协同治理机制碎片化。工会与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多依赖于行政协调或临时性安排，缺乏常态化、制度化联动闭环；信息共享不充分、资源互补不匹配，使协同效应大打折扣。

其四，数字化参与平台整合滞后。虽然“智慧工会”建设取得一定进展，但数字平台往往停留在信息发布、线上咨询等浅层功能，距离开展在线协商、在线表决、需求追踪等深层治理功能仍有不小距离。

四、以会员为本强化工会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破解上述困境，需要在制度设计、技术赋能与能力建设三个维度协同发力。

首先，健全以会员参与为核心的民主管理制度基础。做实职工代表大会、集体协商、厂务公开等制度性参与渠道，完善职工微提案、劳资恳谈会、会员议事会等补充性机制，确保会员在涉及切身利益的治理议题上有充分的表达权和协商权。同时，推广区域性、行业性职代会制度，破解非公企业和新就业形态群体参与渠道的制度真空。

其次，深化组织网络与治理单元的空间耦合。依托企业、社区、楼宇、商圈等治理场景，将工会组织网络嵌入基层治理网格，实现工会组织、会员信息与基层治理数据的互联互通。探索“工会工作室”“会员联络站”等制度化嵌入方式，使工会会员的诉求感知、利益表达、矛盾调解在治理一线完成闭环。

再次，推动数字工会平台的深度赋能。在既有“智慧工会”基础上，升级面向会员的数字化参与工具，开发在线职代会议事、会员满意度测评、协商议题征集、决议执行监督等功能模块，同时与基层政府政务平台、社区治理平台打通数据接口，构建“会员—工会—基层治理”的数字协同链路。

最后，强化会员参与能力与协商素养培育。依托工会教育培训体系，广泛开展基层民主参与实务、协商沟通技能、劳动法律法规等模块化培训，提升会员“能够议、敢于议、善于议”的参与素养。同时设立会员参与治理评价激励机制，将参与实效纳入工会工作考核与个人表彰范畴，形成正向循环。

结语

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工会的深度嵌入，更离不开工会会员主体性力量的充分释放。工会参与基层治理的协同效能，最终取决于能否将组织优势转化为会员的参与优势、将制度资源转化为治理实践。未来，应在顶层设计层面进一步明确工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权责边界，在操作层面探索会员参与的多样化制度化载体，推动工会真正从“有组织参与”走向“有质量参与”。以会员为本，以协同为径，基层治理方能不断汇聚合力，走向更高质量的社会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