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也是政策落地与社会回应的交汇点。近年来，协同治理理念已深度植入基层实践，多元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协商共治等制度安排渐次铺开。然而，制度框架的搭建并不必然带来协同效能，现实中屡见“协同失灵”：部门之间各吹各调，社会力量参与浮于表面，公共事务治理陷入“有组织、无协同”的困境。究其根源，协同不仅是制度安排问题，更是场域生态问题。治理主体置身于特定环境之中，制度环境、文化氛围、关系网络等结构性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塑造其认知偏好与行动逻辑。由此，“环境熏陶”这一长期被忽视的变量，开始进入基层治理研究的核心视野。本文旨在厘清环境熏陶与治理协同之间的内在关联，检视当前基层治理环境中的梗阻因素，并探寻以环境优化驱动协同强化的实践进路。

环境熏陶的理论意涵与协同治理的内在耦合

环境熏陶，意指个体或组织在所处环境的长期浸染下，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内化特定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与思维模式的过程。它与显性的制度强制不同，其效力更多依赖非正式的规范传导与认知塑造。基层治理中的环境熏陶，涵盖制度环境、文化环境、技术环境与社区环境等多重维度，共同构成治理主体的认知背景与行为参照系。

协同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打破主体间壁垒，形成集体行动合力。传统研究多聚焦于协同的机制设计与权责划分，倾向于把协同问题归结为制度供给不足或激励结构失衡。然而，任何制度均嵌入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与社会生态之中，主体间的信任水平、互惠预期、公共精神等软性要素，往往构成制度能否有效运行的深层前提。环境熏陶恰恰指向这些软性要素的生成逻辑。一个崇尚合作、包容多元、倡导互信的环境，能够在价值层面为协同提供正当性基础，在行为层面降低协商成本，在关系层面编织信任网络。由此，环境熏陶不是协同治理的附属变量，而是其深层支撑结构。忽视环境养成的协同制度设计，注定缺乏持续的内生动力。

当前基层治理协同中的环境制约

审视当下基层治理实践，环境层面的制约因素已成为协同深化的主要瓶颈。其一，制度环境的碎片化稀释了协同意愿。条块分割体制下的考核指标各自独立，基层部门在多重压力下优先完成“分内之事”，跨部门协作的激励结构失衡，合作往往依托领导推动或个人关系维系，缺乏可持续的环境保障。纵向压力型治理与横向协同需求之间的张力，使得基层干部陷入“协同是例外、各自为政是常态”的行动惯习。

其二，文化氛围中的公共性弱化侵蚀协同根基。部分社区的社会资本供给不足，居民之间陌生化程度高，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偏低，呈现出明显的“原子化”倾向。社会组织虽有所发展，但自主性有限，往往依附行政体系运行，难以提供独立的协同推力。信任赤字与互惠规范的缺失，使协商共治流于程序性安排，无法形成真正的价值认同。

其三，基层治理环境中的“邻避效应”与“冷漠旁观”并存。环境治理、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中，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对抗性博弈频发，协同对话机制在激烈冲突面前显得脆弱。与此同时，大量常态性公共事务缺乏公众关注，治理过程中的协商参与往往依赖少数积极分子的“志愿式”支撑，导致协同的群众基础不牢。这些环境性障碍相互叠加、彼此强化，使协同治理的制度优势难以转化为实践效能。

环境熏陶驱动协同强化的作用机制

解构环境熏陶的作用机理，可以发现其对协同强化的驱动逻辑主要沿三条路径展开。第一，价值内化机制。持续的制度宣传与典型案例塑造，能够在治理主体中形成“协同是应然”的认知框架。当合作价值从外部规范转化为内部信念，治理主体便不再将协同视为额外负担，而是视为自身职责的有机组成。这种认知转化是协同从“被动执行”走向“主动追求”的心理基础。

第二，行为塑形机制。环境中的示范效应与反馈循环对主体行为产生定向引导。当上级机关通过考核指标、典型表彰等方式持续释放“鼓励协同”的信号，基层部门便倾向于将协同行为纳入日常工作轨道。同样，社区中若存在丰富的互助网络和积极的公共参与示范，居民的参与行为便会产生正向外部性，带动更多人追随效仿。反复的协同实践逐渐固化为行为习惯，最终沉淀为一种治理传统。

第三，关系建构机制。环境熏陶通过营造高频次、低成本的互动场域，促进治理主体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生成。定期举行的联席会商、网格化共治、项目化合作等制度化的接触机会，使各方得以打破信息隔阂，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信任存量一旦形成，便能显著降低后续协作的交易成本，为复杂情境下的协同行动提供社会资本支撑。价值认同、行为沉淀与关系累积三者相互强化，构成环境熏陶驱动协同的闭环动力系统。

以环境优化促进协同强化的实践路径

将环境变量纳入基层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是从根源上破解协同难题的关键。在制度环境层面，应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将跨部门协作、公众参与度、治理满意度等指标纳入基层绩效框架，形成协同的正向激励导向。同时，建立常态化的跨层级沟通渠道与联合办公机制，推动协同从“专项突破”走向“制度嵌入”，营造协同行为的确定性预期。地方立法与规范性文件应注重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提供稳定权限，避免因政策摇摆消耗治理生态中的合作存量。

在文化环境层面，需致力于培育公共精神与合作价值观。可通过社区公约修订、典型人物评选、集体文化活动等形式，强化居民的共同体意识与互助规范。基层政府应主动转变角色，从大包大揽的管理者转为协同网络的引导者，通过公开透明的决策过程与真诚的协商回应，累积政府公信力，发挥行政系统在文化引领中的示范效应。社区教育、媒体宣传也应系统融入协同叙事，使合作共赢的价值取向逐步成为基层社会的“集体潜意识”。

在技术环境层面，数字化平台为环境熏陶提供了全新载体。依托数字治理平台，可以实现治理过程的全程可视与信息共享，降低协同的信息壁垒；借助大数据分析，可以精准识别公共诉求与治理短板，为协同行动提供证据支撑。虚拟社区中的在线议事、云协商等新形式，能够降低参与门槛，扩大协同覆盖面，使更多主体在便捷参与中习得合作规范。技术不仅是治理工具，更是重塑治理生态、催化协同文化的环境要素。

结语

基层治理的协同困境，表面上是机制衔接不畅，深层则是生态环境孱弱。环境熏陶为治理协同提供了深层的精神土壤与关系基础设施，在价值、行为与关系三个维度上持续塑造主体的合作倾向。迈向协同强化的根本路径，不在于出台更多的命令与指标，而在于审慎而有意识地优化治理生态：让合作的制度信号更为清晰，让参与的文化氛围更为浓厚，让互信的社会关系更为密集，让技术的赋能效应更为普惠。当协同不再是外部强加的负担，而是内化于环境、习以为常的行为惯习时，基层治理的协同格局方能获得坚实而持久的支撑。这一从“环境”入手的治理转向，要求实践者兼具制度理性与文化敏感，在治理过程中不断涵养协同的土壤，静待公共治理生态的深层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