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法治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程，其质量直接关系到公民法治素养的培育与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近年来，随着“八五”普法规划的深入实施，法治教育在制度设计、资源投入和形式创新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在实践层面，法治教育仍面临多重结构性矛盾：教育内容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错位，教学方式与认知规律之间尚未形成有效契合，评价机制与素养目标之间缺乏深度关联。这些问题若不能得到系统回应，法治教育便容易滑入形式化、表面化的陷阱，难以真正发挥其塑造法治信仰、涵养法治精神的功能。本文旨在梳理法治教育推进中的核心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方向，以期为相关实践提供学理参照。
一、法治教育的现实困境：三重结构性失衡
（一）知识本位倾向与素养生成目标的失衡
当前法治教育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过度依赖法律知识的单向传递，将法治素养简单等同于法条记忆与概念复述。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侧重于宪法、民法、刑法等基础性法律规范的条文讲解，强调法律术语的准确性与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却相对忽视了法治思维、法治价值的深层内化。这种知识本位倾向导致受教育者虽然能够熟练背诵法律条文，却难以在真实情境中运用法治原则分析问题、作出判断。更为关键的是，法律知识的碎片化灌输无法自然催生对法治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而后者恰恰是法治教育的终极旨归。当教育过程过分关注“知法”的量化指标，而轻视“用法”“信法”的能力与情感维度时，法治教育的育人功能便遭到实质性的窄化。
（二）形式化实施与实效性评估的脱节
在具体的推进过程中，法治教育时常陷入形式化实施的泥淖。不少学校或单位将法治教育简化为开设几场讲座、举办几次竞赛、张贴若干宣传展板，以活动次数和覆盖人数作为工作成效的核心标注。这种以“留痕”代替“走心”的做法，使法治教育沦为一种仪式性表演。与之相伴的是评价机制的粗放——现有多数法治教育评价停留在对知识掌握程度的纸笔测试层面，或者仅依靠主观印象进行模糊判断，缺乏对法治意识、法治行为、法治能力的多维度和过程性评估。评价工具的贫乏与评价标准的单一，反过来又强化了教育实施中的形式化倾向，形成一种难以突破的恶性循环：因为评价不问素养，所以教学不求实效。
（三）资源供给不均衡与对象需求分化的矛盾
法治教育的另一重现实压力来自资源分配的结构性失衡。在城市优质学校中，法治教育往往能够获得专业教师、模拟法庭、法治实践基地等丰富资源，甚至可以借助高校法学院或法律实务部门的支持开展沉浸式教学。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偏远山区以及部分职业院校，法治教育仍面临师资匮乏、教材单一、经费不足的窘境，许多教师本人也缺乏系统的法律训练，难以胜任专业教学任务。与此同时，受教育对象的异质性日益增强——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业背景、不同生活场景中的群体，其法治需求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当前的法治教育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仍沿用“大一统”的内容设计与实施模式，未能有效回应这种分化，从而导致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不足。
二、问题成因的深层透视
上述困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从理念层面看，传统教育观念中长期存在的“工具理性”思维，使法治教育被视为社会控制或法律知识普及的工具，而非公民人格养成与公共理性培育的途径。这种理念偏差直接影响到教育目标的确立和教学内容的选择。从制度层面看，法治教育在课程体系、师资配置、经费保障等方面的专项制度设计仍不健全，缺乏刚性的约束力和可持续的推进机制。尤其是法治教育跨部门协作机制尚未完全理顺，教育部门、司法部门、社会组织之间的责任边界和协同流程不够清晰，导致资源分散、重复建设与空白地带并存。从方法层面看，法治教育研究与教学实践之间存在明显鸿沟，大量行之有效的教育规律和心理学研究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策略，使得法治教育长期停留在经验驱动而非循证实践的水平。
三、法治教育的改进方向与具体路径
（一）确立素养导向的法治教育目标体系
破解知识本位倾向的关键，在于实现从“法律知识传递”向“法治素养生成”的教育范式转换。法治素养应当被理解为知识、能力、态度与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具体包括对法律规范的理解能力、对法律现象的批判性分析能力、依法维护权利与履行义务的实践能力，以及对法治原则的认同与坚守。在目标设计上，应针对不同学段或不同群体设置分层递进的具体要求，避免笼统和模糊。例如，基础教育阶段侧重规则意识的启蒙与行为习惯的养成，高等教育阶段侧重法治原理的深度把握与法律论证能力的训练，而面向社会公众的法治教育则应强调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实用法律技能和风险防范意识。唯有建立清晰的素养坐标，教学设计与评价改革才有据可依。
（二）构建情境化、体验式的教学实施模式
法治教育的实效性提升，必须依靠教学方式的根本变革。研究表明，亲身参与和情感体验对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比单纯说教更为持久的影响。因此，应当积极推动情境化教学和体验式学习在法治教育中的深度应用。具体而言，可以开发和运用案例分析、模拟法庭、法律辩论、社区法律调研、立法听证模拟等多样化的教学活动，使受教育者在真实或拟真的法律情境中经历“冲突—思考—判断—选择”的完整过程。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有助于法律知识的活化与应用，更能在认知与情感的交互作用中培育对法治的认同感和正义感。同时，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拓展体验空间，借助虚拟仿真、法律人工智能等工具打造高仿真度的法律实践场景，突破时空与资源的限制，让更多群体获得高质量的法治体验。
（三）完善过程导向、多元参与的评估机制
评价机制的革新是撬动法治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杠杆。应力避以单一考试或活动次数为标准的终结性评价，转而构建以过程性记录、表现性评价和成长性追踪为核心的多元评估体系。过程性记录可以通过法治学习档案、实践活动反思报告、课堂参与观察等方式进行；表现性评价则聚焦于学生在模拟法庭、法律辩论、案例分析等具体任务中的综合表现，由教师、同伴、法律实务工作者等多主体共同参与评判。在评价内容的维度上，应当覆盖法律知识、法治思维、法律行为及法治情感等多个层面，尤其要关注学生在面对真实法律困境时的价值选择与应对策略。对于区域或学校层面的法治教育质量监测，还应建立基于证据的指标体系，将受教育者的法治素养发展水平作为核心指标，而非仅仅统计活动覆盖面和资源投入量。
（四）优化均衡配置与协同联动的资源保障体系
针对资源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并向薄弱地区倾斜，建立法治教育师资的定向培养和定期培训制度，同时推动城市优质法治教育资源通过线上平台、巡回指导、结对帮扶等方式向农村和偏远地区流动。另一方面，应打破部门壁垒，构建教育、司法、共青团、妇联等多系统协同的法治教育共同体，充分整合法官、检察官、律师、行政执法人员等专业人力资源，以及法治教育基地、法律援助中心、人民调解室等实践平台资源。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常态化的协同机制而非临时性的活动合作，通过制度化的沟通协调、课程共建、师资共享和数据互通，实现法治教育资源的精准配置与高效利用。此外，还应鼓励社会力量依法有序参与法治教育，支持公益组织、专业学会等开发优质课程和工具包，为基层法治教育提供专业支撑。
结语
法治教育的提质增效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顶层设计的周密谋划，也需要基层实践的持续创新。当前所面临的知识与素养、形式与实效、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失衡，折射出法治教育从“规模扩张”走向“内涵发展”的深层转型阵痛。面向未来，唯有确立素养导向的目标体系、革新教学模式、完善评估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多主体协同推进的合力，才能推动法治教育真正走出形式化困境，走向入脑入心的实效之路。这不仅关乎教育本身的品质，更关乎法治社会建设的根基是否牢固——因为每一个具备法治素养的公民，都是法治中国最坚实的地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