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价值偏离与功能遮蔽：基层党组织以德育人的问题表征论析 ## 引言 以德育人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更是基层党组织一项兼具政治属性与教化功能的基础性工作。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双重语境下，基层党组织的以德育人实践承载着凝聚价值共识、塑造道德主体、厚植治理根基的多重使命。然而，审视当前基层实践，以德育人在目标设定、主体参与、方法运用与系统协同等维度呈现出若干结构性症候，这些症候并非单纯的操作技艺问题，而是反映了基层党组织在价值逻辑与治理逻辑之间的深层张力。对这些“表征”予以学理辨识与类型化把握，是提升基层道德治理效能的前提性工作。 ## 一、认知偏移：德性目标的工具化与窄化 基层以德育人实践面临的首要问题，表现为对“德”之内涵与“育”之目标的认知偏离。在目标定位上，部分基层党组织倾向于将以德育人简化为“思想维稳”或“行为管控”的手段，将德性培育等同于“不出事”的管理逻辑。这种取向在短期内或可见效，但实质是将道德从一种内在的、生成性的精神品质降格为一种外在的、规训性的行为规范。德性目标的工具化，使得以德育人丧失了对人的精神世界予以提升与引领的可能。 与此同时，认知层面的另一重偏移在于“窄化”——将“德”片面理解为政治之德或伦理之德，而忽视其作为人的整体素养之根基的丰富意涵。在具体实践中，这体现为对理想信念教育的过度强调与对公共精神、职业伦理、家庭美德等日常生活道德维度的相对忽视。当“德”的边界被收窄为抽象的政治话语，以德育人便容易悬浮于日常生活之外，难以进入群众的精神世界与价值图景之中。 ## 二、主体困境：组织角色与党员角色的双重弱化 以德育人具有显著的“人化”特征——它依赖道德示范、情感共鸣与人格感召。然而，当前部分基层党组织在育人主体性的发挥上存在双重弱化症候。从组织维度看，一些基层党组织将以德育人视为“软任务”，在资源分配、议程设置与考核评估中处于边缘位置。相较于经济发展、信访维稳等硬指标，道德教育常常面临提上议程难、持续跟进难、成效评估难的困境。这种组织层面的角色弱化，导致以德育人停滞于“节日化”“运动式”的实践状态，缺乏制度化、日常化的运行机制。 从党员个体维度看，部分党员的道德示范功能趋于衰竭。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压态势下，党员干部的“底线伦理”虽得到刚性约束，但“高线追求”的精神引领相对不足。一些党员在组织生活中被动参与、仪式性出席，未能将组织身份内化为道德自觉。当党员在日常生活中缺乏辨识度与感召力，以德育人最核心的“以人教人”机制便失去了载体，道德教育沦为无生命力的文本宣讲。 ## 三、方法迟滞：话语悬空与路径依赖 方法的适切性直接决定以德育人的到达率与接受度。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于话语体系的悬浮：基层党组织在开展以德育人时，惯常使用宏大的、原则性的政治话语，而缺乏将其转换为群众可感、可亲、可践行的生活话语的能力。这种话语错位产生一种吊诡的效应——台上的宣讲越“正确”，台下的共鸣越微弱。道德教育由此陷入“说了等于说了，听了等于没听”的循环，信息的传递发生了，意义的建构却未发生。 此外，路径依赖构成了另一重方法性障碍。相当数量的基层党组织依旧依赖“开大会、读文件、听报告”的单一模式，缺乏对情境体验、叙事感染、实践养成等现代教育方法的引入与运用。在数字化传播日益深刻的当下，一些基层党组织对新媒体工具的运用仍停留在信息发布层级，未能构建起交互式、沉浸式的道德教育场景。方法的陈旧与滞后，使得以德育人难以回应青年群体与新社会群体的认知习惯与接受偏好，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空转”问题。 ## 四、协同失灵：碎片化运行与系统断裂 以德育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单位、社会等多场域的同频共振。然而在基层实践中，以德育人往往呈现碎片化运行状态。首先表现为场域协同不足：基层党组织与辖区内学校、企业、社会组织之间的道德教育联动机制缺乏刚性约束，多依赖个别关系与临时协调，尚未形成制度化的协同网络。家庭作为道德养成的第一场域，在基层以德育人的工作视野中亦常处于盲区。 其次表现为内容衔接断裂。不同场域之间在道德教育的目标导向、内容侧重与价值取向上缺乏统一规划，甚至存在相互抵牾的情况。例如，基层宣讲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而部分家庭与社会环境中的功利取向却传递着相反的价值暗示。这种系统性的断裂，使得基层党组织在特定场景中所建构的道德认知，极易被其他场景中的反向经验所消解，最终导致育人效果的“低留存率”。 ## 五、评价虚化：考核机制的表面化与道德指标的不可通约性 基层以德育人的成效评价亦面临深层困境。道德成长的长期性、内隐性与多因性，决定了其难以用量化标准予以准确测度。然而在基层考核实践中，存在将德育成效简化为“开了多少场活动、覆盖了多少人次、发布了多少篇报道”的可计数指标的趋势。这种表面化的评价方式，不仅无法真实反映道德教育的质量与效果，更反向诱导基层将注意力投注于“可视化的表演”而非“深层次的涵育”。 更深层的悖论在于道德指标的不可通约性——德性的养成难以在短期考核周期内呈现线性增长，而基层考核的时间节奏却要求阶段性成果。这种结构性紧张迫使基层党组织在开展以德育人时倾向于选择易展示、快见效的形式化活动，而非需要长期浸润、潜移默化的深度培育。评价机制的导向偏差，由此成为制约以德育人质量提升的深层制度性因素。 ## 结语 基层党组织推进以德育人面临的上述问题表征，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缠绕：认知偏移加剧了主体的弱化，方法迟滞放大了系统的断裂，评价虚化则进一步固化了所有偏差。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基层治理中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的失衡——当治理日益依赖于可量化、可考核、可展示的技术化手段时，道德教育这一本质上要求“慢工出细活”的价值实践便被套上了不匹配的制度框架。 破解上述困境，需要在承认基层治理现实约束的前提下，重塑以德育人的价值定位，回归德性养成的内在规律，健全多场域协同的制度架构，并探索兼顾过程与结果、定量与定性的综合评价机制。唯有如此，基层党组织的以德育人方能突破形式化的困局，真正成为塑造时代新人、涵养社会道德生态的坚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