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群众工作依然是党治国理政的基础性工作。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群众参与的热度与深度并不总是与组织动员的力度成正比。许多地方投入大量行政资源组织活动，群众到场率却不尽如人意；即便到场，也常常是“人来了、心未到”。这种“被动员式参与”构成了新时代群众工作必须直面的现实命题。它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高度组织化的集体行动，也不同于现代社会中基于自主意愿的积极公民参与。准确审视这一形态的内在逻辑与治理风险，并寻找超越路径，成为提升群众工作质效的关键。

一、被动员式参与的现实样态与生成机理

所谓“被动员式参与”，是指群众在外部力量特别是行政力量的推动、组织与要求下，参与到公共事务和社会治理活动中的行为过程。它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强制性参与”，而是带有明显诱导性、组织化特征的参与形态。在基层实践中，其典型样态有三：一是“任务型参与”，即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某项指标任务（如集中学习、志愿服务时长、民意测评等），由基层干部组织安排群众“凑数式”参加；二是“仪式型参与”，即在特定时间节点或检查评估阶段，组织群众参加启动仪式、现场观摩、台账展示等活动，群众在此过程中扮演“背景板”角色；三是“表演型参与”，即群众在镜头前表达对某项工作的认可与支持，而这类话语往往事先经过引导和筛选。

何以生成？深层原因在于三重结构性张力。其一，压力型体制下的考核逻辑驱动基层干部追求“可视化的参与规模”。上级部门以参与人数、活动频次、材料完备度作为衡量群众工作成效的指标，基层便倾向于通过快速动员实现“数字达标”。其二，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使得部分干部习惯使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行事方式，忽视了日常化、制度化的群众协商机制建设。其三，群众利益表达与组织化渠道的相对匮乏，使得个体缺乏主动参与的制度入口和内在动力。当参与不能回应切身利益，群众自然选择“用脚投票”或象征性出席。

二、被动员式参与的治理限度与消极后果

被动员式参与在短期内维系了基层治理的“表面活跃”，但其治理代价正在累积。首先，它造成行政资源与群众信任的双重损耗。每一次“空转式动员”都是一次信任透支：群众的到场并非基于认同，干部的投入得不到情感反馈，双方均产生疲劳感与挫败感。长此以往，群众工作的“情感账户”将持续赤字，真正需要动员社会力量时反而无人响应。

其次，它抑制了基层治理中的创新活力。被动员式参与本质上是“单向传导”模式，即决策由上级作出、群众负责执行或配合。这种模式将群众置于客体位置，抹杀了群众作为治理主体的能动性。大量本可自下而上汇聚的治理智慧，在“服从式参与”中被过滤和屏蔽，基层治理由此失去重要的校正与创造机制。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被动员式参与可能造成公共参与的“内卷化”——表面上参与频次增加，实质上参与效能并未提升，甚至会反向固化“干部干、群众看”的治理格局。当群众习惯于被安排、被邀请，其公共精神和自治能力便逐步退化，这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形成明显悖论。

三、超越被动员式参与的优化路径

优化新时代群众工作方法，不是简单取消“动员”，而是实现从“行政性动员”向“有机性参与”的转换，让动员服务于群众自主性的生长。

第一，以利益关联重构参与动力。参与的原初动力来自利益相关。基层群众工作应围绕群众最关心的利益关切（如人居环境、物业服务、公共安全、养老托育等）设计参与议题和活动。将“我们要群众参加的活动”转变为“群众自己需要和关心的活动”。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公共空间微更新等具体事项中，群众的参与天然具有内驱力。组织者应因势利导，从具体利益议题切入，再逐步延伸到更广泛的公共事务讨论，形成“以利益促参与、以参与育公共性”的递进路径。

第二，以机制供给促进参与常态化。打破动员式参与对“人盯人”模式的依赖，关键是建立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持续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将恳谈会、议事会、业主协商平台等嵌入社区治理结构，明确议事规则、议题筛选程序和结果反馈机制。同时，运用数字技术拓展参与场景，如“随手拍”问题反馈、“云端议事厅”等低成本参与方式，降低群众表达意见的时间与空间门槛。值得强调的是，数字化不应成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新温床，要确保每条群众意见都有真实反馈与闭环处理。

第三，以组织赋能增强参与能力。大量群众并非不愿参与，而是不知如何参与、缺乏组织载体。应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培育和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团队、兴趣团体等“中间组织”发育，使其成为链接个体与公共治理的桥梁。通过社区社会组织承接部分公共服务事项，既缓解基层行政压力，也锻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基层党组织在此过程中应发挥“枢纽型”作用，充当我们所谓的“体制性后台”，为各类群众组织提供资源支持和协同空间。

第四，以考核改革纠偏运动式动员。考核是指挥棒。必须调整对基层群众工作的评估体系，从“看场面、数人头、查台账”转向“听口碑、看实效、评获得感”。减少不必要的留痕要求，不把群众参与率简单等同于工作成效，而应结合问题解决率、矛盾化解率、群众满意率的持续变化进行综合衡量。只有松绑基层干部的手脚，他们才有余裕去开展真正细致的面对面群众工作，而不是疲于组织一场场“动员秀”。

结语

被动员式参与是特定治理逻辑下的阶段性产物，折射的是传统群众工作方法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适应性转型问题。新时代群众工作的核心命题，不是如何更强有力地组织群众，而是如何更真诚地信任群众、更有效地激活群众。从“被动员”走向“要参与”，从“让他来”变成“我要来”，这不仅是方法层面的调整，更是治理理念的跃迁。唯有在利益关联、制度供给、组织赋能与评价改革四个方面协同发力，才能逐步祛除“动员式参与”的形式化病症，使群众工作回归其凝聚人心、聚集民智的本质，夯实社会治理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