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作风与协同的内在逻辑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其效能高低直接影响着政策落地的质感与群众获得的成色。近年来，随着“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和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承担的任务密度与协作复杂度显著上升。然而，实践中“九龙治水”“推诿扯皮”等现象仍时有发生，其背后往往隐藏着作风建设的深层短板。作风建设并非孤立的道德说教，而是治理机制运转的隐形操作系统——它决定了部门之间是“背靠背”设防还是“面对面”聚力，决定了干部在权责模糊地带是“向后缩”还是“向前跨”。因此，从作风建设视域审视基层治理协同的强化路径，既是回应现实痛点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使然。

一、作风赋能：从“物理聚合”到“化学融合”的转换枢轴

基层治理协同的困境，表面上是机制衔接不畅、信息壁垒森严等技术性问题，深层次则是协同意愿不足、责任担当弱化的作风问题。一项跨部门任务部署后，若各参与方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望心态，再精密的流程图也会沦为墙上的装饰。作风建设的核心功能，恰在于为制度运行提供“人的保障”。当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作风成为干部的共同底色，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就会从“要我给”转变为“我要给”，应急处置中的临时协作就会升华为常态化的默契配合。

值得注意的是，作风对协同的赋能并非无序发散，而是通过具体的行为准则转化为治理效能。例如，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中，若综治、司法、信访等部门都能主动向前一步，将“分内事”与“边界事”一并纳入服务视野，联合研判、联合调处的协同格局便自然成形。这种由作风牵引的主动性协同，其稳定性远超依靠领导批示推动的“运动式合作”。作风的常态化建设，实质上构建了一种软性的行为契约，使部门间、层级间的协作从偶然走向必然，从被动走向自觉。

二、病灶剖析：作风堵点如何撕裂协同链条

反向审视当下基层治理中的协同失灵案例，不难发现作风问题始终是那条若隐若现的破坏性线索。其一，形式主义催生“纸面协同”。部分基层单位为应付考核，热衷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召开“联席会议”，却在决议事项的跟踪落实上空转虚耗。制度文件上的多部门红头盖章，掩盖的是执行现场的责任真空。其二，官僚主义筑起“隐性围墙”。个别部门将审批权、数据权视为部门利益的护城河，在联合执法或信息归集中以“程序合规”为由拖延设卡，实质是官本位思想在作祟。其三，功利主义导致“选择性协作”。对易出政绩、显性度高的项目争抢参与，对费力不讨好、周期长的基础性工作避之不及，这种亲疏有别使基层治理的协同网络呈现出结构性残缺。

这些作风堵点具有极强的传导性。一个环节的敷衍了事，往往引发链条内其他参与者的效仿性消极，最终导致协同体系整体劣化。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作风问题会侵蚀社会主体参与协同治理的信心。当群众看到部门之间相互“踢皮球”时，便会降低对协同结果的期待，转而通过向上反映或舆论施压寻求解决，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固化了基层依赖行政指令推动协同的路径惯性。

三、协同重塑：以作风建设为抓手的四维强化路径

破解前述困境，需要将作风建设从泛化的口号转化为支撑协同治理的刚性机制，在责任、流程、工具、评价四个维度实现系统性重构。

第一，以责任文化涵养协同担当。理清权责边界固然重要，但任何制度设计都无法穷尽所有交叉地带的特殊情况。因此，应着力培育“首接负责、兜底担当”的责任文化，明确对于跨部门事项，牵头单位对全链条负责，配合单位对节点任务负责。通过建立“协同责任清单”和“协同失职倒查机制”，让推诿者付出代价，让担当者获得激励，从价值导向上扭转“不做不错”的保守逻辑。

第二，以作风监督嵌入协同流程。将作风要求具象化为协同流程中的刚性节点。例如，在联合审批事项中，规定首问责任人的响应时限；在信息共享平台上，设定数据更新与核验的责任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应嵌入重大协同任务的全周期，重点纠治“协同中的形式主义”——以会议落实会议、以函件落实函件等行为。同时，引入企业微信、政务OA等数字化工具的流程留痕功能，使作风表现的隐形状态转化为可追溯、可量化的行为数据。

第三，以基层减负释放协同精力。沉重的报表负担和迎检事务是消磨协同意愿的元凶之一。必须坚决砍掉不必要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将基层干部从“材料围城”中解放出来。通过建立统一的基层数据采集平台，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共享，减少重复报送。当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下沉网格、走访群众时，协同治理的信息基础才会更加扎实，协同行动才能更贴近真实需求。

第四，以群众评价校准协同成效。作风好不好，协同实不实，群众感受最直接。要打破“上对下”考核的单向模式，增加服务对象评价在协同绩效中的权重。可探索建立“协同治理满意度”第三方测评机制，重点测量跨部门事项的办理时长、往返次数和结果满意度。将测评结果与部门年度考核、干部选拔任用直接挂钩，倒逼各部门把协同的重心从应付上级转向服务群众。

四、生态重构：作风与协同的深层互嵌机制

基层治理协同的强化，不能仅停留在技术性修补层面，更需要在组织生态层面实现作风与协同的深度互嵌。这意味着要从零散的“专项整改”走向体系化的“制度建设”。一方面，要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为在协同探索中因敢于创新而出现微小失误的干部提供制度庇护。协同往往意味着挑战既有分工模式，如果没有试错空间，干部便会倾向选择保守的“自扫门前雪”。另一方面，要构建跨部门干部交流任职的常态化机制。长期在同一部门工作的干部容易形成视野盲区，通过轮岗交流，干部能够切身体会其他部门的运行逻辑与困难所在，这种“换位体验”是培育同理心、消解协作偏见的最佳路径。

同时，应注重数智技术对作风监督与协同治理的双重赋能。利用大数据分析识别协同任务中的低频响应节点，自动预警潜在的作风风险；借助区块链技术确保跨部门数据流转过程不可篡改，以技术刚性弥补人为执行的弹性。当然，技术始终是辅助手段，其效能的发挥依赖于干部队伍对技术工具的积极接纳与善意使用。

结语：在协同中淬炼作风，在作风中凝聚合力

作风建设与基层治理协同，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脱离协同场景谈作风，容易陷入空转的自我循环；抛开作风根基谈协同，则无异于沙上建塔。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单一部门都无法独立回应群众的多元诉求。唯有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改进作风，在每一次跨部门协作中锤炼担当品格、打磨务实态度、涵养为民情怀，才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当“要协同”内化为一种职业本能，“会协同”升华为一种治理艺术，基层治理的根基便会愈发坚不可摧，回应时代命题的底气也将愈发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