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承载着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化解矛盾的多重功能。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中，群众动员始终是一个核心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社区治理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有效激活居民的参与意愿和行动能力。群众动员绝非简单的行政号召或任务摊派，而是在党的组织引领下，将分散的个体意志凝聚为集体行动、将原子的社会关系重构为治理共同体的复杂过程。审视这一过程的内在机理、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对于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群众动员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中的价值意蕴

群众动员既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新时代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变量。其价值体现在政治、治理与社会三个维度，三者相互交织、彼此支撑。

从政治价值审视，群众动员是重塑党群关系、巩固执政根基的重要途径。社区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交汇点，也是党联系群众的最前沿。通过有效的动员，基层党组织得以真正“进得了门、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在回应群众关切中积累政治信任，将组织意图转化为群众自觉，实现政治引领与社会认同的有机统一。脱离动员的纯行政化运作，容易导致党群关系的疏离与组织功能的弱化。

从治理效能维度看，群众动员是破解社区治理“行政化困境”与“资源瓶颈”的关键抓手。当前社区承担的行政事务繁多，但配置的人员与经费相对有限，治理任务与治理能力之间存在张力。群众动员恰恰能够激活蕴藏在社区内部的治理资源——无论是老党员、楼栋长、志愿者带头人，还是普通居民的时间、技能与人际网络，都在动员过程中被重新发现和有效配置。居民从“旁观者”变为“行动者”，从“治理对象”变为“治理主体”，可以有效弥补行政力量的不足，提升治理的精细化和响应速度。

从社会价值而言，群众动员是培育社区公共精神、构建治理共同体的必经之路。一个理想的社区治理形态，不仅依赖制度与规范，更依赖居民之间的信任、互惠与认同。动员过程本身，就是居民相互接触、协商、合作的过程。项目化动员、协商式动员、互助式动员等形式不断强化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责任感，使“陌生人社会”逐步回归“熟人共同体”，为居民自治奠定深厚的社会基础。

二、当前群众动员面临的现实困境

尽管群众动员的价值已然明晰，但在具体的社区治理情境中，动员实践仍面临多重结构性梗阻，其效果与预期尚有距离。

其一，动员主体存在行政化惯性，组织功能趋于弱化。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社区党组织往往将大量时间投入台账整理、行政报表和迎检考核，服务群众和动员群众的本职反而被挤占。部分社区工作者习惯于“发通知、拉横幅、搞活动”的传统动员方式，将动员简化为任务指标，导致居民对动员行为产生“应付式”参与甚至抵触情绪。组织动员能力的弱化，根源于激励结构——上级考核侧重行政指标，使得基层干部缺少足够动力深耕群众工作。

其二，动员对象呈现分散化态势，参与动力普遍不足。随着社会流动加剧和居住形态变迁，社区居民日趋异质化与原子化，传统单位制的动员基础已经瓦解。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差异悬殊——上班族无暇参与、老年人参与热情高但影响力有限、租住群体缺乏社区认同。加之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切度不高，“无利不参加、无暇不参加、无趣不参加”成为普遍现象。若动员的议题与居民的真实利益缺乏关联，则动员活动极易流于形式，参与者多为“熟面孔”，覆盖面难以拓展。

其三，动员机制缺乏持续性，制度化水平有待提升。当前的社区动员往往依赖阶段性专项整治或应急性任务来驱动，活动结束后动员即告中止，难以形成长效机制。居民参与渠道仍集中于听证会、意见箱等传统形式，参与深度有限，多数停留在“被告知”而非“共决策”层面。同时，激励制度不完善，居民参与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等，缺乏可持续的正向循环。由此导致动员效果波动性大，难以沉淀为稳定的治理资源。

三、优化群众动员的实践进路

破解上述困境，需要在坚持党建引领的前提下，从组织、机制、载体与利益四个维度协同发力，推动群众动员由“行政驱动”向“内生驱动”转型。

第一，强化组织枢纽功能，构建“一核多元”的动员格局。社区党组织应主动剥离繁重的行政事务，回归政治引领和群众工作的主责主业。在此基础上，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居委会为基础、社会组织为纽带、物业企业和驻区单位为协同的多元动员网络。基层党组织要善于“做人的工作”——通过党员联户、网格走访、结对帮扶等方式，精准掌握居民需求，在服务中建立信任，在信任中激发参与。激活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等“末梢神经”，使组织触角延伸至社区最深处，实现动员的组织化与人格化统一。

第二，完善制度化参与渠道，将动员转化为常态治理机制。群众动员的最高境界，是不需要动员而自发参与。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推动动员的制度化、规范化与常态化。应建立健全居民议事协商制度，就物业管理、公共空间改造、养老托幼等社区公共议题开展广泛协商，让居民在参与决策中感受话语权。推行“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的对接机制，将居民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服务项目，实施全过程公开与反馈，以制度的稳定性对冲动员的偶发性。同时，完善志愿服务积分兑换、优秀居民评选等正向激励制度，让参与有回报、奉献有价值。

第三，创新数字化动员载体，拓展居民参与的时空边界。数字技术为破解社区动员“时空错位”提供了新的可能。社区党组织应善用微信群、小程序、智慧社区平台等工具，将议题发布、意见征集、投票表决、活动报名搬到线上，降低参与门槛。数字化动员的价值不止于效率提升，更在于透明化——将社区事务的运行过程向居民公开，回应居民对公正、公开的期待。但需警惕“数字形式主义”，线上动员最终必須落地为线下行动，让虚拟互动转化为真实联结。

第四，重塑利益联结纽带，激活内生性动员动力。群众参与的根本动力在于利益关联。社区党组织要善于将宏大议题转化为与居民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具体事项，从加装电梯、停车位管理、环境整治、社区安全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入手，把“要我参与”转化为“我要参与”。在此基础上，通过共同行动形成集体记忆与社区认同，使物质利益层面的动员逐步升华为情感与文化层面的凝聚。社区公共精神的确立，将使动员从一次性行动演变为可持续的集体自觉。

结语

群众动员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枢纽性机制。它既是一项操作性的治理技术，更是一种根本性的价值取向——其背后，是对群众史观的坚持，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新时代语境下，群众动员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手段亟须迭代，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原则不能动摇。唯有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动员效能，将行政动员深化为制度参与，将利益驱动升华为价值认同，才能真正实现社区治理从“政府独奏”向“全民合唱”的转变，让人民群众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为超大规模社会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