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自2018年试点以来，已逐步成为基层思想文化传播、社会动员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核心枢纽。在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其文化传播功能不仅承担着主流价值观念的“最后一公里”落地任务，更深刻影响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运行效率与群众文化认同感的建构。然而，随着实践深入推进，中心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也暴露出内容同质化、供需错位、数字化滞后等问题。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化传播的功能定位与既有作用，并针对现实困境提出可操作的优化思路，以期为进一步提升基层文化传播效能提供参考。
一、文化传播的功能定位与多维效能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文化传播功能并非单一的信息传递，而是集价值引领、知识普及、行为教化、社群凝聚为一体的复合系统。从制度设计初衷来看，其核心作用表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其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基层锚定功能。通过理论宣讲、政策解读和典型宣传，中心将国家意志与核心价值转化为群众易于接受的日常话语，有效抵御不良思潮对基层社会的侵蚀。例如，各地开展的“百姓宣讲团”“田间课堂”等活动，利用方言、戏剧、短视频等载体，将宏大叙事生活化，显著提升了群众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
其二，公共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再分配功能。中心作为县域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节点，能够有效串联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机构资源，打破部门壁垒，将优质文化服务下沉至乡村。部分发达地区的实践表明，通过“点单—派单—接单”的供需对接机制，群众的文化需求被精准识别，文化产品的供给效率和覆盖面大幅提升。
其三，社会教化与行为引导功能。借助“道德模范”评选、“红黑榜”公示、村规民约修订等柔性手段，中心将抽象的文化价值转化为可操作的日常规范，推动移风易俗与乡风文明建设。尤其在婚丧嫁娶、垃圾治理等具体场景中，文化传播的教化作用有效降低了基层治理的行政成本。
其四，社群情感凝聚与文化认同再造功能。通过开展传统节庆活动、非遗传承培训和村民文艺汇演，中心为分散的乡村居民提供了公共交往空间，强化了基于地缘和趣缘的社会联结。这种情感黏合功能在空心化严重的农村地区尤为突出，成为缓解文化疏离、重建社区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二、现实困境：功能发挥的结构性瓶颈
尽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文化传播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受制于资源禀赋、组织机制与外部环境等因素，其功能发挥仍面临多重制约。
困境之一是传播内容“悬浮化”与供需错位。部分中心过分依赖上级提供的标准化宣讲材料，未能充分结合本地文化特色和群众实际需求。例如，面向留守老人群体宣讲数字金融政策，或给务工青年群体讲授传统戏曲技艺，导致受众参与度低、传播效果大打折扣。与此同时，内容生产的“快消品”倾向严重，缺乏深度和可持续性，活动常常“一阵风”，难以形成长效文化影响。
困境之二是形式主义渗透造成效能稀释。在行政考核压力下，少数中心将工作重点放在“留痕”与“数量”上，拍照、打卡、填写台账成为主要任务，真正触及群众精神生活的文化传播活动反而退居其次。这种“为了活动而活动”的导向，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还挫伤了群众对文化活动的期待和信任。
困境之三是专业人才匮乏与数字化能力不足。多数基层中心的工作人员由村（社区）干部兼职，缺乏传播学、文化管理或数字技术背景，导致内容策划水平低、传播渠道单一。同时，虽然不少中心配备了电子屏、直播设备等硬件，但缺乏系统化的数字化运营思路，无法有效利用短视频、社交平台等新媒体工具扩大影响半径，使得文化传播仍停留在“喇叭喊人、拉横幅”的传统阶段。
困境之四是区域发展失衡与可持续性挑战。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心往往能获得更多的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源，活动丰富且影响力大；而欠发达地区则面临场地简陋、经费短缺、人员流动性大的窘境，文化传播工作举步维艰。这种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基层文化权益的不均等，与国家推动文化均等化的目标相悖。
三、优化思路：从路径依赖到系统创新
面对上述挑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文化传播功能优化不能停留在零散修补层面，而应从理念、内容、技术、机制等维度进行系统性革新。
（一）推动内容生产从“统一供给”向“在地共创”转变。应赋予基层更大的内容自主权，鼓励中心联合本地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返乡青年等群体，共同开发具有地域辨识度的文化产品。例如，可以围绕本地的革命历史、农耕传统、民间故事等元素，创作广播剧、微纪录片或互动H5，使文化传播与乡土记忆形成深度共鸣。同时，建立“群众需求清单”动态采集机制，利用入户走访、微信群投票等方式实时掌握群众文化偏好，实现“按需配菜”。
（二）强化数字化赋能，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传播矩阵。中心应主动拥抱数字技术，建设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实现活动预告、资源检索、在线课程、互动反馈等功能的一体化。在此基础上，重点培育“乡村网红”和“草根主播”，通过直播带货、民间技艺展示、政策解读等轻量化内容，将文化传播嵌入群众的日常数字生活。尤其要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保留面对面的线下服务弹性，防止“一刀切”的数字化造成新的排斥。
（三）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政府应转变直接主导的角色，转而扮演“平台搭建者”和“规则制定者”，积极引入社会力量。比如，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志愿者积分兑换等方式，撬动高校社团、专业社会组织、媒体机构等资源进驻中心。同时，探索“文化合伙人”制度，允许企业、商户以冠名赞助、场地共享等形式参与文化传播活动，既缓解资金压力，又提升活动的市场活力。
（四）完善科学评估与动态反馈机制。改变以“活动场次”“参与人数”为核心的量化考核体系，引入基于群众满意度、文化素养提升度、社区凝聚力等维度的质化评价指标。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定期开展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结合大数据平台的用户行为分析，准确诊断文化传播的薄弱环节。评估结果应与资源分配、干部考核直接挂钩，形成“评估—反馈—改进”的闭环，倒逼中心不断优化服务。
（五）注重文化传播的“生活化”与“场景化”落地。文化传播不应局限于中心的固定空间，而应渗透到群众的生产生活场景中。例如，在集市、庙会、农忙时节设置“流动文化车”“板凳宣讲”；将村规民约、家风家训融入村口景观墙、楼道宣传栏；在快递包裹、社保卡等日常载体上印制文明标语。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植入方式，能有效降低文化传播的说教感，提升接受度。
结语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文化传播功能，本质上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基层文化场域的实践投射。当前，中心已从初创期的“建起来”进入“用得好、传得开”的提质增效阶段。唯有正视内容悬浮、形式主义、人才短板等现实瓶颈，通过内容共创、数字融合、多元协同、精准评估等路径实现系统性优化，才能使文化传播真正成为凝聚民心、涵养乡风、助推治理的柔性力量。未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深化和社会治理重心的进一步下移，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或将从“文化传播的末端”转变为“基层文明生态的孵化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厚重的文化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