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是对医疗卫生体系的考验,更是对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组织水平的全面检验。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艰苦斗争中,中国所展现出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与组织效能,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群众组织力作为联结国家意志与个体行动的枢纽,在危机应对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入剖析群众组织力在疫情防控中的功能定位、运行逻辑与实践启示,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治理模式的内在机理,更可为完善未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供理论参照。
一、群众组织力的理论内涵与疫情防控的现实契合
群众组织力,本质上指将分散的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目标进行有效整合、动员与协调的能力。它不是简单的行政指令的传递,而是建立在信任、认同与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社会凝聚机制。在疫情防控这一特定场景中,其核心价值在于能够迅速将国家的防控意志转化为全民参与的集体行动,从而打破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樊篱。
从治理逻辑看,疫情防控呈现出典型的“超大规模社会动员”特征。病毒传播的无差别性决定了防控必须是全域性、全时性的,单纯依赖行政力量或专业医疗资源远远不够。此时,群众组织力的介入便构成了应对“治理超载”的关键支点——它能够将国家政策场景化、本土化,使之融入社区、村庄、楼宇乃至每一个家庭,从而实现政策落地“最后一米”的贯通。因此,群众组织力并非外在于防疫体系的补充力量,而是内嵌于整个应急动员链条中的结构性要素。
二、群众组织力在疫情防控中的核心功能
从功能层面审视,群众组织力在疫情防控中至少承担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关键角色。
第一,信息传导与认知整合功能。疫情初期,信息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极易引发社会恐慌。群众组织力借助基层党组织、居委会、村委会以及各类社会组织网络,将权威防疫知识、防控指令以最快速度向下渗透,同时自下而上汇集民情动态,形成双向信息回路。这一机制显著压缩了谣言传播的时空,维持了公共舆论的基本稳定,为科学防控赢得了社会共识基础。
第二,资源调配与精准投放功能。在封控管理期间,生活物资的供应、医疗资源的分配、特殊群体的照料等成为突出难题。群众组织力通过对辖区内人口结构、需求强度的精细化掌握,实现了有限资源的定向投放。社区网格员、志愿者队伍在统一调度下,化身“配送员”“联络员”“守护者”,使供应链的末端触达得以维持。这种基于熟人社会与属地管理的组织模式,弥补了市场机制在极端条件下的失灵风险。
第三,行为引导与规范内化功能。防疫政策的有效执行,最终取决于每个个体的日常行为改变。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配合核酸检测等,是对个体惯习的强制性调整。群众组织力通过邻里监督、示范带动、柔性劝说等方式,将外部规制转化为群体自觉,降低了行政强制带来的摩擦成本。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社区组织力越强的区域,居民的防疫依从性越高,防控效果也更为显著。
第四,心理疏导与社会缝合功能。长时间的封控与隔离,容易滋生焦虑、倦怠乃至对抗情绪。群众组织力在此扮演了“社会缓冲阀”的角色——通过组织线上活动、提供心理援助、解决实际困难,维持了社会关系的温度。更重要的是,共同抗疫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集体认同,小区内的邻里互助、陌生人之间的物资交换,催生了特定情境下的“团结共同体”,为社会治理注入了情感黏合剂。
三、群众组织力发挥作用的实践机制
功能的落地离不开具体的运行机制。纵观疫情防控实践,群众组织力的发挥主要依托于以下三重机制的协同作用。
其一,党建引领下的组织嵌入机制。基层党组织在防疫中发挥了“主心骨”作用。党员下沉社区、设立临时党支部、组建党员先锋队,将党的组织触角延伸至社会治理的末梢。这种嵌入不是简单的权力延伸,而是通过党员的身份示范与责任承包,激活了基层治理网络的内在活力。党建引领确保了群众组织力在方向上的统一性,避免了碎片化动员带来的内耗。
其二,数字技术赋能下的精准动员机制。健康码、行程码、网格化管理平台等数字化工具,大幅提升了群众组织力的响应速度与覆盖精度。数据驱动的动态底数摸排,使得志愿者调配、物资配送、核酸检测通知等环节实现了从“人海战术”向“精准智治”的跃迁。技术赋能让组织力从粗放式转向精细化,从静态管理转向动态适应。
其三,社会资本激活下的内生动力机制。群众组织力的持久性,不能完全依赖外部激励,更需要激发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在疫情防控中,原有的邻里关系、血缘纽带、业缘联系等被重新激活,转化为互助行动的资源。那些原本就具有较高社会资本存量的社区,往往能够更快形成自组织防疫网络,其动员效率也远超单纯依靠行政力量的社区。这提示我们,群众组织力的根基在于日常治理中积累的信任与互惠关系。
四、实践启示与治理意涵
疫情防控的实践为理解群众组织力的治理价值提供了鲜活样本,也带来若干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
第一,群众组织力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不可替代的软实力。它不仅是危机时刻的应急工具,更应被视为常态治理中需持续培育的公共品。一个社会在面对危机时能实现多快、多广、多深的动员,取决于平时组织资源的积淀程度。因此,应当将群众组织力的建设纳入基层治理的长期议程,避免“疫时突击、疫后放松”的短期取向。
第二,群众组织力的发挥需要制度化的平台与稳定的资源保障。志愿者的权益保障、社区工作者的职业激励、社会组织的合法空间等,都是影响组织力可持续性的关键变量。从应急状态向常态治理转化时,需要将防疫中形成的有效制度安排转化为长效机制,防止因临时性、突击性而导致组织能力衰减。
第三,群众组织力与数字治理的深度融合是未来的重要方向。数字技术赋予组织力以更高的精准度与效率,但也应警惕数字鸿沟与算法偏见可能带来的“组织盲区”。未来,应着力构建“人机协同”的动员模式,让技术服务于人的组织需求,而非用技术逻辑替代社会逻辑。
第四,群众组织力的核心是人。无论技术如何发展,面对面沟通、日常化的信任培养、基于真实需求的关怀行动,始终是社会动员不可替代的根基。疫情防控启示我们,治理的韧性最终源于每一个普通人的参与感与责任感,而这种参与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被持续浇灌。
五、结语
群众组织力在疫情防控中的出色表现,绝非偶然之功,而是多年来基层治理体系持续建设、社会资本不断积累的结果。它既体现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能力,也揭示了危机治理中民众主体性的深刻价值。当个体行动被有效组织、社会力量被有序释放时,即便是面对前所未见的公共卫生威胁,也能够构筑起坚固的集体防线。展望后疫情时代,如何将应急状态下激发的组织合力转化为常态治理中的制度存量,如何让群众组织力从“战时武器”成长为“日常工具”,是摆在治理者与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唯有将组织力根植于日常的社会信任与制度规范之中,才能在未来的不确定性面前,始终保持一种有序而灵活的社会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