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区治理的重心下沉，使基层社会面临利益格局、价值取向与组织关联方式的深刻变化。人口流动加速、居住形态异质化以及公共事务复杂性上升，共同构成了新时代社区治理的基本底色。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制度框架中，思想政治工作不再仅仅是宣传教育的传统动作，而是需要深度嵌入治理过程、在服务与协调中发挥实质功能的能力系统。基于对若干社区治理实践的观察，本文尝试梳理思想政治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定位、现实样态、运行张力与优化进路，以期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供学理参照与实践启示。

一、功能定位：思想政治工作的治理性转向

在社区治理场景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定位正在经历从“灌输导向”向“治理导向”的结构性位移。传统意义上，思想政治工作侧重于价值传导与认知规整，其行动逻辑是一种“外部引导”。而在社区语境下，思想政治工作面对的是多元而具体的利益主体，其功能若不能回应居民的实际诉求、无力介入公共事务中的冲突协调，就很难真正进入居民的生活世界。

由此，思想政治工作的治理性转向意味着功能边界从“说”扩展为“做”：从单一的思想教育延伸至情绪疏导、利益协调、共识凝聚等治理环节。它不再是独立于社区事务之外的附加动作，而是嵌入议事、协商、服务、动员等治理行为之中的内生支撑。这一转向要求政工主体具备将价值引导转化为问题解决的能力，也要求以新的尺度来衡量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效能。

二、实践观察：思想政治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运行样态

从实践来看，思想政治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发挥主要表现为三个维度。其一，以组织生活为依托的价值凝聚。社区党组织通过主题党日、理论宣讲、榜样评选等活动，在积极分子队伍中构建稳定的价值认同框架，为社区治理提供道德与舆论基础。但这种凝聚的辐射范围，往往受制于参与活动的固定群体边界。

其二，以协商议事为载体的利益协调。在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纠纷调解、公共空间使用等高频治理议题中，思想政治工作通过介入协商过程，帮助不同利益主体理解公共规则、降低对抗情绪、寻求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这一维度更接近思想政治工作的“润滑剂”功能，对工作者的沟通能力与程序公正感提出了较高要求。

其三，以志愿动员和邻里互助为形式的共同体建设。一些社区通过挖掘党员骨干、楼组长、退休干部等“关键少数”，在志愿服务、矛盾调解、困难帮扶中激活示范引领作用，生成基于信任的治理资本。部分社区还将心理疏导纳入思想政治工作范畴，将个体情绪困扰视为治理信号，由此拓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光谱。

综合来看，这些实践呈现出三个共同特征：工作场景从会议室向楼道、广场、网络社群延伸；工作方式从单向宣讲向双向互动过渡；评价逻辑从“活动次数”向“问题解决率”迁移。思想政治工作正在社区治理的微观场域中寻找更接“地气”的表达方式。

三、现实张力：功能发挥中的结构性约束

尽管实践层面已有诸多探索，思想政治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发挥仍面临明显的结构性约束。第一重张力在于，专业能力与治理复杂性之间的不匹配。社区工作者普遍承担多重行政任务，思想政治工作常被挤压为“台账工作”或“留痕动作”，缺乏精细化开展的时间、空间与专业支撑。相当数量的社区政工人员对协商技巧、心理干预、法律知识储备不足，在复杂矛盾面前往往“力不从心”。

第二重张力是功能定位的模糊化。在基层运行中，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服务、社区管理的边界并不清晰，容易滑向两种极端——即把一切治理问题简化为思想政治问题，或者将思想政治工作视作可有可无的附加项。两种倾向在实践层面都会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的独特功能，使其或者在“泛化”中丧失抓手，或者在“边缘化”中丧失影响。

第三重张力来自参与结构的不均衡。思想政治工作在社区中的活动网络高度依赖积极分子群体，教育引导范围长期局限于“常来的人”，难以触达普通住户、青年群体及流动人口。这种“内聚有余、外溢不足”的结构性偏斜，使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与社区治理的全局需求之间存在显著落差。

四、路径优化：在治理逻辑中重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面对上述张力，社区治理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优化，需要在治理逻辑中寻找出路。

首要路径是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社区服务事项的深度融合。将价值引导嵌入养老助残、托幼照护、环境整治等具体服务场景，通过“服务—交互—认同”的链条，使思想政治工作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自然发生。事实表明，一个精心组织的社区微更新项目，往往比十场常规讲座更能唤起居民的公共精神与参与意愿。

其次，应提升社区政工队伍在协商、调解、心理疏导等领域的专业方法供给。这既包括针对社区工作者开展系统的能力培训，也包括引入社会工作、心理咨询等专业力量进入治理体系，形成“政工+专业”的协同机制。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越来越不取决于“话讲得多不多”，而取决于“事办得实不实”。

再次，构建线上线下协同的工作平台。数字社群已成为社区公共讨论与情绪表达的重要场域，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在虚拟空间中保持在场感，通过信息公开、议题回应、内容供给等方式，将网络舆论空间转化为治理资源。同时，数字工具的运用也应注意防止“技术悬浮”——线上活跃不能替代线下的实质接触与情感连接。

最后，建立以治理效果为导向的评价机制。应将思想政治工作从单纯的“活动数量考核”中解放出来，转向考察其在矛盾化解率、协商参与率、公共议题解决效率等治理指标中的贡献度。唯有如此，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服务于社区的可持续治理，而非沦为绩效考核框架下的象征性实践。

结语

社区治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正在经历一场从方法论到价值论的深层调适。它无法再依靠一套固定的话语体系和单向的传导模式完成使命，而必须在治理场域中重新确证自身的位置与边界。思想政治工作之于社区治理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观念输出的强度，而在于其能否成为凝聚共识、化解矛盾、培育公共精神的内生机制。这种机制的形成，既依赖理念更新、能力沉淀与制度设计的协同推进，也有赖于在持续的治理实践中不断校正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