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而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与社会结构深刻变迁，社区治理面临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碎片化、公共事务复杂化的新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基层党建如何有效嵌入社区治理，特别是如何通过增强群众组织力来激活社区内生动力，成为实务界与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群众组织力不仅体现为党组织动员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更是一种将分散的个体力量凝聚为集体行动的逻辑。然而，在当前实践中，群众组织力的发挥仍存在诸多结构性障碍。本文旨在审视基层党建引领下社区群众组织力的现状，剖析其深层制约因素，进而提出系统性的优化思路。
二、基层党建与群众组织力的内在关联
从学理层面审视，群众组织力是党的领导力在基层社会中的具体延伸，其核心在于通过组织化手段将群众从“被动接受者”转化为“主动参与者”。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构成了提升群众组织力的三大支柱。一方面，党组织通过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网络，能够将治理触角延伸至楼栋、院落等微观单元，为组织群众提供了制度载体；另一方面，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尤其是通过“党员双报到”、在职党员进社区等机制，有效激活了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从而在利益协调、矛盾化解、志愿服务等领域形成了示范带动效应。换言之，基层党建不是脱离群众的自循环，而是通过组织力的释放，实现党与群众在社区公共空间中的深度互动。
三、当前社区群众组织力的现状审视
（一）组织动员呈现“悬浮化”倾向
在实际运作中，部分社区的群众组织力暴露出形式化与表层化的问题。常态化的组织动员往往依赖于行政命令与社区工作者“跑断腿、说破嘴”的体力付出，而非依靠群众内在的认同与主动参与。尤其在老旧小区、保障房社区等人员流动性强、异质性高的区域，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更多表现为“被邀请的出席”或“有酬劳的配合”，缺乏持续性的情感联结与利益绑定。这种“悬浮式”组织动员，使得党组织虽在组织架构上覆盖了社区，但未能真正嵌入居民日常生活，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感与依赖度并未同步提升。
（二）参与主体呈现“精英化”与“老龄化”并存
当前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结构失衡问题较为突出。在多数社区，活跃的群众骨干往往是退休党员、楼组长、业委会成员等“治理精英”，而大量青壮年、在职人员、租住群体则长期处于“隐身”状态。这种参与格局导致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与执行呈现出“少数人服务多数人”甚至“多数人消费少数人劳动”的悖论。青年群体因工作压力大、时间碎片化，难以深度参与线下活动；而租住群体由于户籍与产权限制，对社区事务的归属感较弱。群众组织力的强弱，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突破这一年龄与身份的“天花板”。
（三）组织工具呈现“技术化”与“人情化”的张力
近年来，智慧社区、网格化管理平台等技术工具被广泛引入社区治理，显著提升了信息传达效率与问题响应速度。然而，技术手段的过度依赖也可能造成群众组织力的“去情感化”。一方面，微信群、小程序等线上工具虽然降低了参与门槛，但也催生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居民习惯于“点赞”而非“行动”；另一方面，传统的入户走访、邻里恳谈等深度沟通方式被弱化，使得党组织对群众真实诉求的感知出现失真。技术逻辑与情感逻辑之间的平衡，是当前提升组织力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四、制约群众组织力提升的深层因素分析
（一）利益联结机制的脆弱性
社区群众组织力的强弱，从根本上取决于党组织能否有效回应群众的利益关切。目前，不少社区的活动设计仍停留在“文娱活动”“节日慰问”等浅表层，缺乏与居民切身利益直接挂钩的议题设置。当无法解决停车难、物业服务差、公共空间被挤占等“硬骨头”问题时，群众对组织的信任会逐渐消解，参与动力自然衰减。利益纽带一旦断裂，组织力便会失去最坚实的支撑。
（二）组织体系的科层化惯性
基层党组织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传统科层制的影响，决策链条较长、反馈机制缓慢。社区作为行政末梢，往往承担着下沉的行政任务而非回应性治理，导致党组织将更多精力用于完成上级考核指标，而非深耕群众组织工作。这种“对上负责”多于“对下负责”的惯性，使群众组织力沦为一种被动性、应付性的治理工具。
（三）社会资本的存量不足
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传统熟人社会的信任网络被打破，而新型社区公共精神尚未充分建立。居民之间、居民与组织之间普遍缺乏深度交往所形成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匮乏意味着集体行动的成本极高——即便党组织发出号召，缺乏信任基础的群众也难以自发形成合作。组织力的本质是社会动员能力，而动员的前提是组织与被组织者之间拥有共同的认同感与互惠预期。
五、优化群众组织力的系统路径
（一）重塑利益联结：从“活动驱动”转向“议题驱动”
提升组织力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组织目标与群众利益的精准对接。基层党组织应深入摸排社区痛点，围绕物业纠纷、公共空间改造、养犬管理、垃圾分类等群众高度关注的议题，搭建协商议事平台，使群众在解决切身问题的过程中体验到组织的力量。当参与公共事务能够带来可感的利益回报时，群众会从“要我参与”转向“我要参与”。
（二）激活内在动员：以“骨干培育”撬动“群体参与”
打破参与主体固化的有效策略是建立分层分类的动员网络。党组织应重点挖掘社区内的“关键少数”——包括退休干部、教师、专业技术人员、热心青年等，通过赋能培训、荣誉激励与微权力让渡，使其成为组织力的“倍增器”。同时，针对不同群体设计差异化参与渠道：为在职青年提供“碎片化参与”的微公益岗位，为流动人口打造以地缘、趣缘为纽带的社区社群，实现从“精英动员”到“全体覆盖”的过渡。
（三）优化技术嵌入：让数字工具成为联结情感的桥梁
技术应用应当服务于人际交往的密度提升，而非替代。建议将线上平台定位为信息发布、需求采集与初步协商的工具，而将问题解决、情感沟通的关键环节保留在线下。例如，利用大数据分析居民诉求的高频词，精准确立线下活动主题；通过网格员与楼栋长的“线上接单、线下服务”，形成“技术发现需求、人际满足需求”的闭环。技术只有嵌入到人情化的治理逻辑中，才能真正增强而非削弱群众组织力。
（四）推动制度变革：构建“赋权增能”的组织生态
上级党组织应减少对社区的机械式考核，将群众满意度、参与率、矛盾化解率等“软指标”纳入评价体系，为社区腾出更多时间与空间深耕群众工作。同时，探索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的“四位一体”协调机制，赋予社区更大的资源调配权与决策自主权。只有让基层党组织拥有“为群众办实事”的权能，群众组织力才能真正“硬”起来。
六、结语
基层党建引领下的社区群众组织力，绝非简单的“喊得动多少人”或“办得了多少事”，而是关乎党在基层社会中的根基是否牢固。当前，社区治理正处于从“管理”向“治理”转型的关键期，群众组织力的提升需要跳出运动式、任务化的老路，走一条以信任为基础、以利益为纽带、以制度为保障的精细化治理新路径。这不仅是对基层党组织工作能力的检验，更是对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回答。唯有将组织触角延伸至群众的日常生活肌理中，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组织的力量与温度，社区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才能真正变成“最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