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其效能直接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稳定。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提升基层治理的协同性、激发多元主体的内生动力，成为学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先进典型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传统，通过树立标杆、宣传事迹、弘扬精神，实现对个体与集体的价值引导与行为塑造。然而，在基层治理场景中，典型教育并非简单的“树榜样、学先进”，而是需要与治理结构、制度资源、组织文化深度融合，才能真正转化为协同治理的合力。本文从先进典型教育的视域出发，探讨其与基层治理协同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及强化路径，旨在为新时代基层治理创新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一、先进典型教育的治理功能与价值重塑

先进典型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以榜样示范为核心的社会教化机制，在基层治理中承担着多重功能性角色。首先，它具有价值整合功能。在多元利益交织的基层社区，典型人物的言行能够传达共同体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降低因价值观分歧而产生的治理摩擦，为协同行动提供基础共识。例如，社区中涌现的“最美志愿者”“和谐家庭”等典型，无形中构建了居民之间互信互助的文化氛围。其次，典型教育具有动员激励功能。通过讲述先进事迹、表彰突出贡献，可以激发其他主体（包括普通居民、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参与治理事务的热情，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共建。再次，典型教育发挥示范引导功能。在垃圾分类、矛盾调解、疫情防控等具体治理场景中，先进行为的可见性降低了其他主体的学习成本，形成“干有方向、学有榜样”的良性循环。值得强调的是，传统典型教育多侧重单向宣传，而在治理协同视域下，其价值需要从“宣传教育工具”向“治理资源”进行重塑——典型不仅是被学习的对象，更是信息传递的节点、信任构建的媒介、协作联动的纽带。

进一步看，典型教育的治理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有赖于其与基层治理结构的嵌套。当典型人物被吸纳进社区议事会、业委会、网格治理体系中时，其影响力便从道德层面延伸至组织层面，成为促进不同主体之间信息对称与利益协调的“软性杠杆”。因此，从协同治理的角度审视典型教育，关键在于如何将榜样力量转化为制度化的协作机制。

二、典型引领与基层协同治理的内在联结

基层协同治理强调政府、市场、社会、居民等多元主体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形成的共同行动，其核心挑战在于破解集体行动困境中的“搭便车”行为与信任赤字。先进典型教育恰恰能够从以下维度回应这些挑战。第一，典型人物作为社会资本积累的“催化剂”。在熟人社会逐渐弱化的城市社区，邻里信任水平普遍偏低，而典型人物通过长期的正向互动积累起人际信任与声誉资本，成为连接不同个体和群体的桥梁。当这些人物主动发起或参与协同事务时，其号召力能够有效降低沟通成本与协调阻力。第二，典型事迹的叙事功能有助于形成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基层治理中的许多长期性难题（如垃圾分类的习惯养成、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意愿统一）需要反复动员和持续投入，典型故事能够在居民心中刻下“我们曾一起为社区做过什么”的共同记忆，从而将个体的短期利益考量转化为对集体长远目标的承诺。第三，典型教育能够重塑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在行政力量主导下，基层往往出现“干部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而先进典型恰恰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的方式，激活居民的主体责任感，使其意识到自身也是协同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上联结揭示了一个重要命题：典型教育不能悬浮于治理实践之外，而应嵌入到具体的协同场景中。例如，在网格化管理中引入“党员先锋岗”“楼门长典型”等角色，使其既承担信息采集、矛盾调解等治理职能，又发挥道德感召作用，实现“治理即教育、教育即治理”的融合。唯有如此，典型引领才能从一种象征性力量转化为推动协同治理持续运转的实质性动力。

三、当前基层治理中典型教育运用的困境审视

尽管先进典型教育与基层治理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协同效应的释放。其一，典型选树存在“悬浮化”倾向。一些地方选树的典型脱离治理实际，集中于宏大叙事或过于完美的人设，与普通居民的真实生活存在距离，导致群众“敬而远之”，无法产生模仿意愿。同时，评选过程往往由上级主导、自上而下推选，缺乏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致使典型人物缺乏社区内部的公信力和代表性。其二，教育方式过于单一和僵化。传统的宣传栏、报告会、媒体推送等形式在现代复杂治理环境中感染力不足，难以引发深层情感共鸣；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更是有限。特别是在数字化治理背景下，典型教育尚未充分借助短视频、社群互动、元宇宙等新载体，导致覆盖面与渗透力大打折扣。其三，典型教育的“协同转化”机制缺失。很多基层单位将典型教育视为独立的宣传任务，未将其与议事协商、民主决策、资源分配等治理环节对接。典型人物“评完即止”，缺乏持续赋能和平台支撑，无法在参与协同中发挥纽带作用。其四，考核评价体系偏重结果而忽视过程。对典型教育效果的评估往往只看表彰数量和报道热度，而忽略了其在提升治理参与率、化解矛盾、促进协作等方面的实际贡献。这种导向进一步加剧了典型教育的形式化与空洞化。

这些困境表明，若要真正实现典型教育对基层治理协同的强化，就需超越“运动式”的工作思维，转向制度化、嵌入化、数字化的系统设计。

四、基于典型教育的基层治理协同强化路径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四条优化路径：

第一，推动典型选树的“场景化”与“民主化”。将典型选树从抽象的道德评价转向具体的治理行为贡献，重点发掘在社区互助、矛盾调解、公共事务管理中表现突出的“微典型”。同时，优化选树程序，引入居民推荐、网格投票、现场公示等环节，确保群众公认。例如，某街道推行的“治理之星”评选，将参与楼道清理、消防检查等日常治理次数作为硬性指标，有效提升了典型与社区治理的关联度。

第二，创新典型教育的传播载体与互动模式。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开发“数字典型”资源库，将典型事迹转化为短视频、H5互动页面、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等年轻化表达。同时，在社区微信群、线上议事平台中设置“典型发言”“榜样故事”专栏，鼓励居民围绕典型行为展开讨论，形成“人人可当典型、人人学典型”的常态氛围。

第三，构建典型人物参与协同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建立“典型+议事会”“典型+项目”的对接机制，优先吸纳典型人物进入社区协商组织、业委会或专门性治理团队，并赋予其一定的信息传达权、提议权与纠纷协调权。通过赋予典型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治理角色，使其从精神标杆转变为行动枢纽，主动促成各方主体的协同配合。例如，某社区推出“典型领办”制度，由先进党员牵头负责旧楼加装电梯、小区停车管理等难题，极大地缩短了协商周期。

第四，优化典型教育成效的评估体系。引入过程与结果并重的多元评价指标，包括居民对典型的知晓率与认同度、典型参与治理的频率与效果、因典型引导而达成的协同事项数量等。通过数据采集与案例跟踪，动态反馈典型教育的协同贡献度，从而及时调整选树方向与教育策略。对于表现突出的典型人物，不仅在精神层面表彰，更在资源对接、培训支持等方面给予激励，形成“典型引领治理—治理反哺典型”的正向循环。

结语

先进典型教育绝非孤立存在的工作模块，它应在基层治理的广阔场域中彰显其协同价值。从价值整合到社会资本积累，从身份认同建构到责任意识唤醒，典型教育为破解基层协同难题提供了独特且深厚的软性资源。当前，面对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对象复杂化、治理手段数字化等新趋势，唯有将典型教育深度融入治理结构、创新传播方式、搭建制度桥梁、完善评估机制，才能真正实现“以典型促协同、以协同促善治”的良性局面。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大数据与行为经济学方法，量化考察典型教育在促进合作行为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以期为基层治理实践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