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其效能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稳定与民生福祉。在新时代背景下，政治工作（以下简称“政工”）作为引领方向、凝聚共识、协调关系的重要力量，其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效能发挥，已不再停留于传统的“思想灌输”与“组织动员”层面，而是需要深度嵌入治理结构，并与社区自治、法治、德治等要素实现有机融合。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政工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逻辑与现实困境，探索其效能充分发挥的实践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进行价值体系的再建构，以期为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考。

一、政工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功能逻辑

政工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政治引领、思想动员与组织协调，确保基层治理沿着正确方向运行。在社区治理这一具体场域中，政工的效能发挥首先体现为“方向锚定”功能。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分化，价值取向各异，若缺乏有效的政治引领，极易导致治理目标碎片化、行动策略短期化。政工工作者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重大决策解读等方式，为社区治理提供统一的思想基础与价值坐标。

其次，政工发挥着“关系润滑”功能。社区内部的邻里纠纷、物业矛盾、群体冲突等，往往表面上是利益博弈，深层则涉及信任缺失与认同危机。政工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运用谈心谈话、矛盾调解、心理疏导等柔性手段，帮助不同群体跨越认知鸿沟，重建互信互助关系，从而有效降低治理成本，提升社区内部凝聚力。

再次，政工承担着“资源整合”功能。社区治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信息与组织资源，而政工凭借其组织网络优势与群众工作基础，能够有效动员辖区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等多方力量参与治理。这种整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通过共同目标设定、价值理念共享与行动规则协调，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化学反应，形成协同治理格局。

二、当前社区政工效能发挥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尽管政工在社区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价值，但从实践层面观察，其效能的充分发挥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制约。一是行政化倾向稀释了政工的核心功能。部分社区政工人员长期被行政事务缠身，大量精力耗费在台账填报、会议记录、迎检接待等事务性工作中，本应聚焦的思想引领与群众动员工作反而被边缘化。二是工作方式简单化导致效能递减。部分政工人员习惯于单向灌输、会议传达等传统方法，缺乏适应新生代居民心理特点的柔性化、互动化、数字化手段，说教色彩浓重，容易引发排斥心理，甚至产生“反宣传效应”。

三是专业能力短板制约了工作深度。社区治理中涌现的物业管理纠纷、心理健康危机、网络舆情应对等新问题，对政工人员的法律素养、心理学知识、媒介素养等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现有培训体系与知识结构难以与之匹配。四是评价机制扭曲了工作导向。在现行考核体系中，政工工作往往被分解为可量化的“活动次数”“参会人数”“材料篇幅”等指标，导致基层政工人员产生“为活动而活动”“为展示而工作”的倾向，偏离了服务群众、解决问题的初衷。

三、效能提升的实践路径：从嵌入到融合的系统性重构

破解上述困境，必须推动政工在社区治理中实现从“物理嵌入”向“化学融合”的转变。首先是工作理念的融合。政工不能自外于社区治理体系，而应将自身工作目标与社区发展需求、居民急难愁盼紧密对接。不是“我要你做”，而是“你需要我做什么”，把政治引领内化为解决居民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这意味着政工人员要从“发号施令者”转变为“服务协商者”，在帮助居民解决物业维修、停车管理、养老服务等具体事务中，自然嵌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传播。

其次是组织机制的融合。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之间，应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与联动议事平台。政工部门应主动嵌入这些平台，而不是另起炉灶。例如，在“红色物业”建设中，政工人员可以协助物业企业建立党组织，指导其通过党员示范岗、志愿服务队等形式，将优质服务与思想引导有机结合起来，让居民在享受服务中感受党组织的关怀与引导。

再次是方法手段的融合。必须摒弃单一说教模式，综合运用协商对话、民主恳谈、典型示范、文化浸润、网络互动等多种方式。特别是面对青年群体，要善于运用短视频、公众号、社群互动等新媒体手段，用他们熟悉的语言风格与传播路径，实现思想引领的“轻量化”与“场景化”。例如，利用社区公众号推送本地红色故事、邻里互助典型、政策解读微视频等，让思想政治教育在日常浏览中悄然完成。

最后是评价体系的融合。应淡化对形式指标的过度依赖，将居民满意度、问题解决率、社区和谐度、志愿服务参与率等实质性指标纳入政工效能评估体系。考核主体要从上级部门单一评价，转向上级、同级、居民、第三方机构等多维评价相结合。尤其要重视居民的主观感受与口碑评价，因为政工效能的最终检验标准，是居民是否感受到社区氛围的改善、生活品质的提升以及归属感的增强。

四、政工效能价值的多维重构：超越工具理性回归人文关怀

在探索实践路径的同时，必须对政工效能本身进行深层次的价值反思。传统理解中，政工效能常被窄化为“维稳效力”或“执行力”，即能多快落实上级指示、能多大程度控制矛盾发酵。这种工具理性导向固然重要，但若缺乏人文关怀的温度与价值理性的指引，政工工作极易异化为冷漠的管控手段，不仅无法赢得民心，反而可能积累更深层的对立情绪。

因此，政工效能的价值重构，首要任务就是回归“人”本身。社区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美好生活，政工的核心效能不应只是“管得住”，更应是“服务好”“凝聚牢”。这意味着，每一次思想引导、每一次矛盾调解、每一次资源协调，都应着眼于增进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都应尊重人的尊严、倾听人的声音、回应人的需求。

其次，政工效能应体现为“社会资本”的培育。社区治理的可持续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内部信任网络、互助规范与参与网络的厚度。政工工作者应该像“园丁”一样，通过组织公共活动、搭建交流平台、培养社区骨干、培育志愿服务文化等方式，不断浇灌社区的社会资本，使社区真正成为一个有温度、有纽带、有认同的生活共同体。这种无形的社会资本，恰恰是社区治理最深层、最持久的效能来源。

再次，政工效能应促进社区治理的“公共性”生成。在利益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社区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公共精神的缺失与公共空间的萎缩。政工应当发挥价值引导作用，通过持续性议题讨论、公共事务参与、社区公约协商等实践，帮助居民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边界，形成对社区公共利益的认知、关切与维护意识。这种公共性的生成，是社区实现良性自治的前提，也是政工工作最宝贵的成果之一。

结语

社区治理中政工效能的发挥，是一个从简单嵌入走向深度融合的动态过程，更是一场从工具理性回归价值理性的深刻变革。面对日益复杂的基层治理环境与不断分化的居民需求，政工工作必须主动变革理念、创新方法、完善机制，在服务中实现引领，在融合中彰显价值。唯有如此，政工才能真正成为社区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柔性力量”，为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持续提升提供坚实的政治保证与精神支撑。未来，随着数字技术迭代与社会结构变迁，政工效能的释放路径还将进一步演化，但无论如何变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支点不可动摇，这既是政工工作的初心，也是它永续活力的根基。